他离开家乡小城的那年，不过22岁，刚刚被县上的广播站招进去当记者。在那之前，他是乡下一间学校的民办教师，别人用来打牌、喝酒的时间，他用来在一盏昏黄的灯下读书、写作，终于被人发掘，到了县城。
她那时候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岁数同他差不多，一样喜欢文学，早上去上课的路上，可以听到广播里在播他写的文章，夜里辅导完了夜自习回家的路上，同样能听到他的文章。小县城的街道上，绿荫沉沉，他的文章被配了音乐，由普通话很标准的播音员念出来，似乎格外动听。她终于红着脸去广播站找他，留下一封读后感般的信。就这么认识了。那是文学烟尘滚滚的80年代，文学青年相识的标准方式。
他们在县城周围的麦子地里散步，在落日的余晖里谈论小说，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说什么话，只是默默行走着，似乎那样默契地行走着，就已经是一种约定了。
后来，他遇到一个机会，到了省城。他走了之后，她一直不谈婚嫁，有点时间，就用来给他写信。学校的事情，读了什么书，都不厌其烦地告诉他。
他一封封地回着她的信，一年，五年，十年。从他的信里，她知道，他成了著名的评论家，有了怎样显赫的声名，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些什么人，他的敌人是谁，他陷入了怎样的论争，他被怎样批评，他的单身状态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非议，他的疲倦，他的振奋，他的思考，还有，他从不曾示人的温柔的一面。
她始终没有结婚，逐渐成了别人口中脾气古怪的老姑娘。但是，在她写给他的信里，他能感觉到，她那安静的、平和的、纯净的心。她安慰他，和他一起回顾他们在落日下的麦子地边度过的时光。她似乎成了他在名利场上争斗到疲倦之后的一个退身之所，一块绿洲。
所以，他们小心地、刻意地从来不提婚嫁，不提“爱”，也从来不表达比“温柔”和“关切”更多的东西。似乎当她成了他世俗的妻，当这块绿洲一旦真正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会失掉最初的距离，而他也就从此没有了一个退让和休憩之所。
就这样，二十年过去了。有一天，她守着学生上夜自习，突然伏在了正在批改的作文本上，再也没醒来。医生说，只有心力交瘁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在参加一本新书的首发式。在冷静地发完言后，在嘈杂的宴会厅里，他找到了一间没人的会客室，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有人闯了进来，打开了灯，他咆哮着：“你他妈的把灯关上！”在重新到来的黑暗中，他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