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高个子女人，皮肤白皙，气质安闲，走在街上偶尔会被人当成退休教师。喊她老师的一般来自菜市场上热情的商贩，他们多有取悦买主的职业习惯，喜欢在主顾的身份上巧做文章。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
我的母亲也不例外。但有些东西对女人来说是天生致命的，比如教师这样的文化名头就万万不能用在母亲身上。因为她不是教师，不仅不是，而且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更重要的是，这是她的一块伤疤。母亲的理想是做一个学以致用的人，而不是在炕头上为一个男人没有计划地生养。可她偏偏就没能读成书，而且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把这些归咎于姥爷当年对她上学的顽固阻挠，因而一辈子，都对自己的文盲身份耿耿于怀。
从这点看，母亲完全不像一个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其实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在那些九曲连环的胡同深处，像她一样没上过学的女人比比皆是。没有上学并不妨碍她们快活地生活。差不多30年前，女人们一度喜欢上了抽烟的把戏，她们偷偷拿来男人的烟卷，凑在一起装模作样，吞云吐雾，结果一个个被呛得面红气喘，涕淌泪流。30年后我回望过去，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一帮女人，不甘寂寞，在单调的生活中寻找新奇与快乐，这样的烂漫-1人总想会心一笑。而她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好奇、任性、娇憨和孩子气，一定也让自己的男人心头一软。但我的母亲从来不在这个群体之列。她对这样的生活敬而远之。当然她的理由是要每天上班。那时候她在居委会里缝制衣裳，虽然不是正式工作，却也需要朝九晚五。但我猜测，她其实是有自己的保留。她心目中的快乐完全是另一种模样。
我不知道母亲怎么学会的缝纫。也许对她这样一个以文盲为耻的人来说，学习就是人生最好的补偿。所以她学什么或者学会什么都不用奇怪。难得的是，这门手艺最后给了她很好的报偿。她成了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每到年末，找母亲帮忙做衣裳的人就络绎不绝，她眼见着台案上的衣料越堆越高，知道时间已是怎样紧迫，却从不推辞。她通宵达旦地为别人忙碌，自家的衣裳却常常推迟到除夕夜去完成。我从这件事上看出母亲的要强，她用行动与别的女人拉开距离。她讨厌女人的示弱和讨要，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成为一个对别人有所帮助的人。这使她在邻里当中赢得了普遍尊重，并因此被推荐到居委会的缝纫小组去工作。
居委会生涯应该是母亲人生中最有光彩的一页。在那里，她和会计袁姨成为朋友。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文雅清秀的袁姨简直就是母亲的一个理想。有时她坐在袁姨对面，看她把娟秀的字体一个个铺排到复杂的会计表格上，心中充满了羡慕和赞叹。我猜她一定也不止一次感慨过，如果不是姥爷强横，她也许早就成为这样的女人了。
许多年过去，居委会解散，地面外租，连整个镇子都不复有旧时模样。没有改变的是母亲和袁姨的交情。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我想她们把对方当成一种安慰也不一定。她们笑，轻声细语地说，像天底下所有姿态美好的女人一样。母亲端上的是细瓷蓝花的茶杯，茶杯刷得雪白透亮，像一块润玉被袁姨捧在手中。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对有文化的人，她一向以清茶表达敬意。
母亲的病来得很突然。我们抬着她楼上楼下透视、检查，母亲在担架上不停地摇晃。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们忽然成了汪洋中的一只船，不由自主四顾茫然、心怀忧戚。我知道属于母亲的几十年就要结束了，可她回到病房后却忽然高兴起来。我凑过去，就听她说，你看啊，那朵百合开得多美。
在飘摇不定生死未卜的时候，她还顾得，为一朵花去赞叹。
我就是从这天开始明白母亲。明白一个女人，只要向美而生，即使一字不识，也会永远优雅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