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可能的话，在6月8日高考结束的这天下午，王理希望和其他同学一样，或者欢快地蹦跳到考场外等待已久的父母那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冲到操场上，把那堆“厚得恨不得堆成一座山”一样的课本和笔记高高地抛到一旁；甚至于，就像那个把高考作文题目《早》看成了《草》的女孩子一样，躲到教室后面的小花园里偷偷哭一场也好。
可惜，这个男孩什么也做不了，而是默默地待在学校的保安室里。作为一名肌肉萎缩病患者，他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连出入考场，也要靠保安搀扶。
不过对于回家的路程，18岁的男生并不担心。“我有自己的骑兵。”他笑着说，“不过不是马，简直是头熊。”
下午大约5点钟，一个高大壮硕的男生出现了。他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有打，直接蹲了下来，接着用右手挽住王理的腰，轻轻一蹭，王理就爬上了他的背。
这种默契程度是花费了6年时间磨练出来的。从初一开始，这个名叫毕明哲的同班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接送王理。算下来，他差不多背王理走了一万里路。
“他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很多人这样评价说。
但这天下午，兄弟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见面就吹牛”，而是默不作声地走了一路。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毕明哲有些伤感地说：“今天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背他放学了。”
一直背下去
这和6年前的一幕颇为相似。那是毕明哲第一次背王理回家。兄弟俩也这么憋着，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当时都是临湘市实验中学13班的学生。在初一开学后的第二天中午，放学后，身为班长的毕明哲负责锁门。可他发现，教室里还坐着个男生，上去一问，才发现对方腿脚不方便，也没有人来接。
“我觉得他一个人特别无助。”毕明哲认为是这一点打动了自己，才决定送王理回家。
于是两人慢慢地从3楼下来，又绕上二三百米来到车库。自行车是毕明哲的父亲专门从广东买来的，是辆深蓝色的山地车。由于自行车没有后座，王理只好坐在鞍座上。
出乎意料的是，直至10分钟后把王理送回家，这个大眼睛的男生连句“谢谢”也没有。反倒是他的姥姥拉着毕明哲的手说，“我们真是遇上好人了”。
对此，王理的解释是，自己过去并不习惯和人说话，尤其是陌生人，“心里很害怕”。
自从学走路时发现了自己的不便，这个男孩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内向性格。他记得，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时，“我才这样自己弄明白了。别人可以在村子里跑着玩，我只能由家人抱着，勉强走两步也是踉踉跄跄，几乎没有人找我玩”。
他的父亲王玉虎也记得那一天，10多岁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他不能走路而别人却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父亲说，“还怕说多了孩子有想法。”
他只能告诉孩子这不是谁的错，不必责备自己。后来，他找到张海迪等人的传记资料，拿给王理说：“你看，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那么多，并不是你一个。”
这对儿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数年来，他们先后到过湖南、北京和上海等各大医院，花费了10多万元。得到的诊断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先天性肌萎缩、重症肌无力、韧带发育不全——至今，王理的病症也没有得到确认。
反倒是病情愈发严重了。两岁的时候，王理只是足内翻，走路经常摔倒；到了小学，双腿变得越来越无力，自己扶着墙勉强走几步；而上初中时，如果没有别人的搀扶，他根本无法行走。
大多数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无聊呗！”王理叹了口气说，“什么电视啊、书啊都没心情看，连电话都不想接，就整天睡觉。”
他只能等待别人接他出去。上小学时，他的小姨曾骑自行车送他上学，但后来结了婚，就停止了；爸爸的一个朋友有时会骑辆摩托车接他回家；由于父母上班，他一直由姥姥、姥爷照料，姥爷也一度负责接送他，不过随着他慢慢长大，瘦小的姥爷也越来越吃力了。他有个弟弟，但还很小。
6年前的一天，非亲非故、也并不熟识的毕明哲，就这么偶然进入他的生活。一天放学，毕明哲遇到了前来接王理做理疗的父亲，突然脑子一热地说：“叔叔，以后接王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句“豪言壮语”并没有得到重视。王玉虎觉得小孩子可能也就是那么一说，并没有放在心上。毕明哲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也是：“你体育那么差，正好可以锻炼身体了。”
至于当事人自己，事后回忆说：“我当时也就是脑子一热，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倒是王理的感觉很奇怪：“我就是有一种直觉，他不会中途放下我，会一直背下去。”
太单调了
就这样，毕明哲每天需要5点半起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到王理家，然后两人一起赶着上6点半开始的早自习。而到了晚上，本来9点半就结束的晚自习，等毕明哲送完王理回到家，往往已经11点了。
每天他要接送5趟，来回大约3公里的路程。起初，毕明哲还是用自行车推的办法来接送，后来由于丢了4辆自行车，干脆选择了步行。
遇上下雨的天气，就由王理打伞，结果常常是两人的背全被淋湿了。而到了下雪天，毕明哲走路更是小心翼翼，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跌倒”。
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初二时，下着大雨，毕明哲因为打篮球左手骨折，伤势还没有好利索，就在接送王理的路上摔倒了，导致左手再次骨折。
因为这次受伤，毕明哲在家休养了将近一个月。王理也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当时挺担心的，不过后来又想，他身体这么壮，应该没事儿吧！”
而事实上，相比这些辛苦，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重复的无聊。
毕明哲算了算，自己80%的时间都和王理在一起。以至于曾经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去做个变性手术，我把你娶了算了”。
到了高中，在王理父亲的介绍下，两人又被分到了临湘市一中的同一个班级。他们更加形影不离了，连出去玩都在一起。有一回，学校组织大家去长沙的世界之窗，毕明哲背了王理一整天。
有时他忍不住冲母亲抱怨：“每天这样，心里很烦的。”结果母亲回复他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就要坚持下去。”
遇到烦躁的时候，毕明哲总用一个体育老师的话来平复心情。他过去长跑成绩很差，经常是刚跑上一圈儿就跑不动了，那位体育老师总会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说，“坚持就是胜利”。
“对我来说，小胜利就是把王理安全地送回家，大胜利就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虽然毕明哲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一直”的期限是多久。
一个炎热的下午，毕明哲背上王理出门了。他们先是路过了一排小铺子，然后要爬大约二三十个台阶，到初中的学校去探望班主任。
还没走几步，王理就感受到了来自四周注视的目光。无论是卖喜羊羊玩具店的老板，还是走在大街上遛狗的一个中年女人，甚至于坐在巷子里洗空心菜的老奶奶，都无一例外地打量着，两个看起来怪异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趁着他们去上厕所的功夫，还跑过来悄悄问道：“那个男孩子是腿不舒服吗？”
不过，比这些异样的目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各种议论。“我们俩关系是很好，可是并没有好到不正常的程度。”一见面，毕明哲就澄清说。
更有一次，有同学议论他，肯定是拿了王理家人的好处，才会这样坚持背他，气得他当场坐在教室里大哭起来。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因此收过一分钱。
怎么报答他
为什么背王理这么久，是毕明哲被问过最多的问题。
而关于如何报答毕明哲的问题，也常被抛到王理这边，尽管他并不愿意直接回答。
“没想过。”他起初总是摇着头说。后来被问得次数多了，男孩终于承认自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将来可能根本帮不到他，所以想也没有用，就干脆不再想了。”
王理是一个电脑游戏的高手，有时候两人玩三国游戏时，如果遇到毕明哲扮演的角色被杀死了，他就会冲进去报仇——这几乎是他能为自己好兄弟所做的唯一的事。
对于他的这个心结，毕明哲故作老成地说：“男人之间的感情都是深深埋在心底的，哪里会说出来。”
他偶尔也会看香港电影《难兄难弟》和《古惑仔》，也喜欢唱beyond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也会像其中的大哥一样，照顾“幼稚小弟”的情绪。有一次，他觉得王理花钱太过大手大脚，就买了一个手榴弹形状的存钱罐送给他，希望他能够节约一点。
也有时候，他对王理会不那么客气。“我觉得他有时候不太懂事，也不太照顾别人的情绪。”
有一次，他背王理上5楼，好不容易爬到楼顶的时候，刚喘了口气说“好累”，没想到背上的人也跟着感叹说：“我也好累啊！”
“你能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吗？”平时好脾气的毕明哲发起火来。
提及这些往事，王理显得有些惭愧。这个性格直爽的男生说：“我感觉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对人特别差，好像高人一等一样，随便使唤别人，其实事后特别后悔。”
比如，有时候毕明哲接他的时候迟到了，也会让他心情不爽。“不过我后来想了想，他也不欠我的，我干嘛生气啊！”王理自我安慰道。
他已经在尽量减少麻烦毕明哲了。有时放假闷在家里特别无聊，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打电话让他出来接自己。“我还是老样子，躺在家里睡觉。”王理无奈地说。
由于天天趴在毕明哲的背上，他的衣兜里的东西经常往下掉。因此，他犹豫了很久才在高二的时候买了一部手机，而且从此尽量穿衣兜有拉链的衣服，免得麻烦毕明哲帮忙捡东西。
他和毕明哲之间发生的最大一次冲突也是因为健康问题。那是高一的一天，毕明哲骑着自行车，带他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玩。他们俩试着骑过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觉得“刺激极了”。毕明哲决定再试一次，没想到失败了，自行车连人摔倒了，重重地压在王理的腿上。
“混蛋！你这个混蛋！”王理用了最大的嗓门吼道。他心疼地看着自己多多少少有些残缺的双腿。小时候，他的腿做过手术，上面留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从那以后，他对各种疤痕都很介意。
毕明哲则不说话，一直默默地等着自己敏感的兄弟把怒火发泄完。
我们是兄弟
站在人生的路口，兄弟俩对未来各有憧憬。毕明哲希望能够读建筑系，这样可以为做建筑生意的父亲分忧解难。而王理希望能够学习网络工商管理的内容，“没准儿这样还能帮到老毕呢”！
但两个人的人生，也可能会因为高考而走进不同的岔路口，从此不再有交际。毕明哲说，自己现在还不敢想那个最坏的结局。
“你们俩已经在一起6年了，难道还要度过整个大学吗？难道天天在一起，不觉得腻歪吗？”有人忍不住问道。
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毕明哲拍了拍王理的肩膀，“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所以在6月8日的这天下午，他一考完试就飞奔出教室，直接坐车来到1。5公里以外的临湘一中。
“我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那天还下着雨，王理和他共撑一把红色的阳伞，看似悠闲地走在他们曾经走了3年的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