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雷克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后一位见证人，1943年波兰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领袖。他去世前留下的书《犹太区的爱》，讲述了当年犹太区里的人们，在不幸中对幸福的追求和面对生命最后一刻所表现出的爱。
生命入场券
1942年，德军结束了对犹太人的驱逐，4。4万名犹太人拿到了象征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入场券”，其余的人被送进了毒气室。在医院当护士的特伦鲍姆夫人也在这4。4万人中间，但人们却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桌上放着几瓶空了的镇静剂、一封信和一张“生命入场券”。原来，她想把这张“入场券”让给她的女儿，而选择了自杀。
有人觉得应该救活她，也有人不这么想，因为那毕竟是她自己的意愿。特伦鲍姆夫人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换来了女儿的生命。
通往死亡的中转站
还有一个女孩，她母亲生着病。每到晚上，女孩就害怕单独跟因病痛而歇斯底里的母亲待在一起。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拉人力车的小伙子，每当母亲病发痛苦的时候，小伙子就留下来陪她。感谢他的出现，女孩的心才会变得这样安宁。
一天，德军开始在她家附近围捕犹太人。女孩匆匆赶回，但母亲已经不见了。
街上有很多人被绑在一起，被德军拉扯着走向通往死亡的犹太人中转站。
男孩拉着女孩，一起追赶队伍，寻找她的母亲。临近中转站时，他们终于发现了即将被推进中转站的母亲。女孩飞快地从人力车上跳下采，男孩则留在了人行道旁。临别时她对他说：“抱歉，我们必须分开了，我不能眼看着母亲一个人离开。”然后，女孩跟母亲一起从中转站登上了开往死亡的火车。
20年后延续爱
天已经黑了，马上开始宵禁了，他奔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铁门终于回到了家。上楼的时候，黑暗中他看见一个身影，伸过手去，摸到的是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于是，他和她拥在了一起，随后他们一同上了二楼。在之后的整个战争岁月中他们不寓不弃，在德军占领的日子里同甘苦、共患难。
战争结束后，她一个人去了美国，而他选择了留下。
20年后，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请他去美国照料身患重病、孤独无依的她。尽管已经分开了20年，在各自的圈子生活了20年，但相见后他们依然彼此了解，还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融为一体。一年后，她在他的怀抱中安然离世。
年轻护士
1942年7月，德军对波兰的犹太人大肆屠杀，近30万名居住在犹太区的犹太人被赶往集中营的毒气室。一天，我经过梅琳娜大街，透过半闭的窗户我看见了恩杜莎，她是我的同学——个工会领导的女儿，她在华沙附近的肺病疗养院工作，送去那儿的都是得了肺结核的犹太小孩儿。
“恩杜莎，快出来！”我朝她喊，“我有办法帮你逃生，明天你到阿里乌斯教区来。”
“我这儿有150个生病的孩子，我不能扔下他们，他们离不开我。”她通过半闭的窗户对我喊道。
恩杜莎明白他们会被送到哪儿，她本可以幸免于难，但是她却不想让孩子们害怕、哭泣。尽管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却还是选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选择留下的母亲
她是位老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丈夫远在伦敦，是一名激进分子。我们觉得挽救她的家庭是我们的责任，便想方设法给她安排好了去处。一天傍晚，我去接她跟那对双胞胎，把她们送到了犹太区的墙下。墙上搭着一架梯子，她们只需爬上梯子翻出去就行了，这毫不费力，墙那边有我们的一位同伴，时刻准备接住孩子，让她们安全“着陆”。
然而，等孩子安全爬过墙后，她却怎么也不肯出去。原来，在犹太区里她已经交了一个男友，并且和他共同生活了一年。她流着泪请求我们照顾好她的一对女儿，送她们去见她们的父亲，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起义爆发时我又遇见了她。
当时犹太区被全面封锁，我和同伴们正在大街上寻找可以躲避的地下室。这时，一个地洞的门突然打开了，里面正是她和她的男友。那男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站在一旁，一直握着她的手。“现在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了。”我对她说。她安静地看着我，脸上浮现出浅浅的笑容：“我什么都不需要，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年，现在让我们给你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