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一个贫寒的黑人单亲家庭，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兄弟姐妹成长得倒也自由自在。然而大约在7岁时，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猛醒。当时，我喜欢上了班里一个叫海伦·塔克的小姑娘。她皮肤白嫩，扎着两根小辫子，举止优雅。她衣着总是很干净，而且她的功课也棒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每天去上学可能主要是为了能看到她。
然而，就在我对海伦痴迷不已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至于在这之后的22年里，海伦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挥之不去。就是在那一年的课堂上，当着海伦的面，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那天是星期四，我坐在教室后排的“傻瓜特座”上。那张座椅是专门留给调皮捣蛋的同学坐的。老师一直认为我很蠢——不会拼写生字，不会念课文，不会做算术题，简直是愚不可及。但老师们从来没有兴趣调查一下，我为什么上课时不能集中注意力听讲，那是因为我饥肠辘辘，我从来没有早餐吃。有时候我真的饿极了，总是忍不住要从教室边的大糨糊罐里舀上几勺子充饥。当你饥肠辘辘时，糨糊的味道其实并不太差。就像孕妇的胃口会改变，爱吃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样，我也“怀孕”了。不过我肚子里怀的不是胎儿，而是贫困；是肮脏，是令人掩鼻的臭味；是寒冷，是别人穿剩了的旧鞋；是一张大床上挤5个人睡觉的难受；是没有爸爸睡在隔壁的房间里的恐惧，是令人坐立不安的饥饿。
星期五是黑人发饷日。快放学时，老师来到班上，希望每个同学的爸爸都可以为“社区基金”捐一些钱。老师逐一登记后，星期五晚上各人就得回去向自己的爸爸讨要自己所报出的数目。到了下个星期一再把这钱带到学校来交给老师。我决定立即为自己“买”个爸爸。我口袋里装着我擦皮鞋和卖报纸挣来的钱，不管海伦为她爸爸报多少数目的捐款，我所报出的数目都要超过她。而且我还要立刻交钱，我要让所有的人对我肃然起敬。
由于过度的激动，我浑身都微微地颤抖起来，我生怕海伦报出的数字会超过我力所能及的范围。老师打开本子，开始按字母的顺序挨个念大家的名字。
“海伦·塔克？”
“爸爸说他捐两块五。”
“这太好了，海伦。真是太好了。”
老师的话也使我感觉很好。因为这个数目不太大，要超过它并不太难。我口袋里的零角子和硬币加起来差不多有3块钱了。我把手插入口袋里，攥紧那些钱，盼望着老师念到我的名字。可是老师念完班上其他所有同学的名字之后，就合上了她的本子。
我站起身来，举起一只手：“您刚才忘了我吗？”
老师朝黑板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说：“我没时间跟你胡闹，狄克。”
“可我爸爸说他要……”
“坐下，狄克，你扰乱课堂秩序了！”
“我爸爸说他要捐……15块钱。”
老师终于朝我转过身来，一脸怒气：“我们这次募捐正是为了帮助你和像你这样的穷人的，狄克·格里戈利同学！如果你爸爸出得起15块钱，你们家里就不用领救济了。”
“我现在就有钱，我现在就有钱，是我爸爸让我今天来交的，我爸爸说……”
“而且，”老师显然被我的话激怒了，她的鼻孔胀大，嘴唇绷紧，连眼睛都瞪圆了，盯着我，面无表情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爸爸！”
她的话冰冷地穿透了我的耳膜，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我用无比的勇气建立起来的信心。我呆坐在座位上，几乎成了一具丧失了灵魂的空壳。这时，海伦·塔克朝我转过脸来，她眼睛里噙满了热泪。我这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值得怜悯的可怜虫，无论我怎样感觉良好都改变不了低下的身份。我再也不可能以平等的姿态赢得海伦的欢心了。在乞求的状态下得到施舍，那是我最大的耻辱。
那一天我走出了学校，而且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少回学校去——因为那里有我的羞耻。我甚至感觉到那羞耻像影子一样到处追随我，无处不在。我开始拒绝领取福利机构发给穷孩子的统一制服；以前，每天晚上到本先生的店里去要烂桃子是我的一大乐趣，但现在，我却想尽办法推托母亲安排的这项任务；我开始害怕到西蒙斯太太家去要一勺糖，或者跑到街上去迎接救济卡车，我甚至开始憎恨那辆卡车，它满载着食品，专为救济我和像我这样的“穷人”。因此，它一来我就跑进屋子里躲起来。我的这些反常举止曾招来母亲的拳头，但我想她也许不理解一个孩子最初的梦想破灭时那种自暴自弃的沮丧心情。
麻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遇见了那个酒鬼。那天我忙碌了一整天：擦皮鞋、卖报纸、替人跑腿……一天下来，我口袋里的小钱已经多得数也数不清。我决定犒赏一下自己。于是来到餐馆打牙祭：我花1毛5给自己买了一碗红番椒，花1毛5买了一份干酪牛奶三明治，花5分钱买了一杯可乐，又花5分钱买了一块巧克力。面对这难得的丰盛晚餐，我吃得带劲极了。这时，那个老酒鬼走了进来。他在柜台前坐下，要了2毛6分钱的食物，然后有滋有味地吃完了他所要的东西。当店主威廉斯先生请他付账时，这个老洒鬼并没有撒谎，或者装模作样地先摸摸衣服口袋，然后假装突然发现口袋上有个窟窿。他很坦白地说了一句：“没钱。”
威廉斯先生咆哮道：“没钱干吗要跑到我这儿来白吃白喝？这些食品可是我花了钱买来的呀！”他跳到柜台前，一掌将酒鬼从柜台上打倒在地，用汽水瓶子砸他的头。血从酒鬼的头上汩汩地流出来，老板又踢了他两脚。我看见那个酒鬼血流满面，就走了过去。“饶了他吧，威廉斯先生，我愿意替他付那2毛6分钱。”
酒鬼站了起来，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我说：“省了你那2毛6吧，你不必付钱,现在已经不用了。我刚才已经付过了。”
他说完朝我俯下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小子,可是现在太迟了。干吗不在我挨打之前帮我付钱呢？”
我对此感到十分难过。我在出手帮助另外一个人之前等得太久了。那天晚上,我在另一种痛苦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曾经孤立无援遭受鄙视的耻辱和袖手旁观的羞愧一起折磨着我的心灵。我突然发现哪怕我再卑微,我其实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和海伦,也许她们当初对我的怜悯是真诚的,而我为什么要去痛恨她们,为何不将这种怜悯变成我今后生活目标和动力呢！
在此之后的22年中,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摆脱我心灵中最初的羞耻感。上高中时我参加乐队做鼓手,那是为了海伦；上大学时我打破学院的田径纪录,那也是为了海伦；当我投身演艺界,站在麦克风前,听到观众的欢呼声时,我的心里就想,如果海伦现在在场该是多好啊！直到我29岁成家立业挣大钱时,我才最终从她的影子中解脱出来。
时过境迁,现在回头想想当年教室里那个脆弱而执拗的穷苦少年,再回忆起在我生命中影响深刻的海伦的面庞,我想,也许当时我该觉得羞耻的不是身份和地位,而是没有一颗宽容慷慨的心。
现在我终于可以无私地给所有的人送去欢笑,帮助不少迷途的人找到生命的希望,这总算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永恒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