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是因为在一个关键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我后来的同班同学王次炤，20多年后，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现任院长。
最深沉的期盼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背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我看见一个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于是我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可是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嘱咐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亲戚，我总感觉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时机。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委托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资格并被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7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的资格。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在全国范围内只招10个考生，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及时的电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名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2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也没有完全绝望，因为紧接着便是提前招生的艺术院校考试，7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
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决定命运的敲门声——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的喧嚷声，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天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了，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8点钟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蟹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第二份迟到的电报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睡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复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8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生了！这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份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我委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于是家里人都嗟叹人心险恶！
可叹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和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亲戚是个老人家，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给我拍电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这十几个舍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两位国家级乐队指挥、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过，正是音乐学院的5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份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