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但是，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认为该剧违背了“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太多，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