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知名读书类报刊做过一些调查，调查题目是：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屡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卡夫卡和普鲁斯特都当选而且位居前列。因为儿子们的卓绝声名，两位父亲自然也逃不过研究者和好奇者的眼睛。倘若这事发生在当代，且两位父亲也能活到儿子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他们说不定会在媒体和广大望子女成龙成凤的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勉为其难，写一本名为《我如何培养儿子成为伟大作家》的书。尽管他们不是舞文弄墨的人，可在教育孩子这一话题上，他们大吐苦水、发牢骚、交流心得，倒也与家长们推心置腹，只是最后他们不得不长叹一声：惭愧！惭愧！
与卡夫卡相比，普鲁斯特幸运得多。老普鲁斯特的性格比老卡夫卡温雅，含蓄，可能是与两人从事的职业有关吧。老普鲁斯特是享有盛誉的医生，长久对疾病的专注，培养了他的耐心和或多或少对自己事业以外人事的超然。老卡夫卡是地道的商人，白手起家，靠的是让人叹服的坚强和执着，但这种强势性格有时也显得专横、执拗，尤其是身为一家之长的时候。他从“七岁就推着小车走南闯北”，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与人为善，而在商业往来中，宽容又是首先要被摈弃的优点。长此以往，老卡夫卡自然习惯用商人的眼光衡量一切。
虽然在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实际上是靠家里养着的，可二人对这种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老普鲁斯特轻蔑的目光，小普鲁斯特不以为然，因为他有母亲不同寻常的母爱撑腰。年轻岁月，小普鲁斯特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赴晚宴、请客、泡吧、给交际花送昂贵的礼物、度假，唯一做过零薪酬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最后还是让对他三天两头请病假忍无可忍的老板炒了鱿鱼。
卡夫卡可要倒霉得多，他没有父亲的那副硬朗的身板，没有他精明的生意头脑，只知道涂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结交“不务正业”的朋友。可想而知，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的那种窘迫。在一篇日记里卡夫卡写道：“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今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几乎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可交流的东西”。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非常仔细地描绘了父亲的性格，比如说在饭桌上，任何人不得说话，不得议论饮食好坏，不得让饭菜掉到地上，但他可以说饭菜是“猪狗食”，可以骂女厨师是“畜生”，也可以随意把饭菜丢在地上；恫吓孩子时，“狂喊着绕着桌子转，要逮一个人”。《变形记》中的父亲也是这么狂追变成甲壳虫的儿子的，并且把一个导致他死亡的苹果扔进了他的背壳里。卡夫卡用“寄生”来形容自己在父亲家里的生活，从中可以窥见他深切的自我贬损，对父亲的极度陌生。
对儿子们“20世纪伟大小说家”的事业雄心，两位父亲倒有些一致的想法可以交流：堂堂七尺男儿，不出去挣钱求功名，整日赖在家里，捣鼓些莫名其妙的玩意，还把自己弄得虚弱不堪，成何体统？在这一点上，老普鲁斯特似乎比老卡夫卡看得开，他对自己的败家儿子颇有些认命了，只在普鲁斯特的开销确实很过分的时候才出面干涉。卡夫卡的终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的敏感，他的懦弱，他在婚姻问题上的再三犹疑，他的极度的不自信导致的不能自立……但转念一想，假如没有年轻时代的奢华生活，或许就没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没有专横的父亲，就没有现在的卡夫卡（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两位父亲的过失竟造就了两位举世难求的天才，但这到底是侥幸，没有丝毫借鉴意义，只是它警示我们：不要轻易对孩子失望，而且，当我们责备孩子把饭菜掉在地上时，务必保证自己脚下的地板是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