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益，于己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但也很忙，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比如，有时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做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100多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冲着手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在工作，我想这是唯一能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本克是一个诗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有时频繁，有时稀疏。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饭，或在酒吧里坐坐，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持续着。
我得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三个电话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给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六周里，本克给我打了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看到秘书记下来的“来电留言”之后不马上给他回个电话。
“过会儿再给他打。”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了。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随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我开脱，没过多久，就把这事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到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我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三条电话线有外电打进。你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他与我的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谊?“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了。”我在心中说，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莫比也给我打过两三个电话，但我一直没回。我向他走过去，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热火朝天，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分开才行。“喂!”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过去，又与别人攀谈起来。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混蛋!”我大声怒叱。当然，我意识到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跟他说些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也撂下我的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对待我，我会很伤心的。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三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歉。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这又让我想起了……失去的东西。在那次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终于，我受到报应。上周，我的朋友斯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别人祝贺他的声音。
我第二天给斯泰打电话时，他在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接线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姓名留下。我再也没有给斯泰打电话，我想以后也不会打了。如果他想与我联系，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因为我们曾是好朋友。
现在我眼前有一个天平可怕地平衡着。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我离他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要他回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