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贵妇曾问毛姆，要如何才能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作家。毛姆开玩笑说：“每年给他150镑，给5年，叫他见鬼去吧。”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觉得这个答案极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挨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须精打细算，品尝生活的多种滋味；他不至于陷入贫困，但为了衣食住行，需要时刻辗转于各种工作之间。总之，一个作家就应该尽量地让自己身处合适的环境，经历人世的荣枯变迁。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需要什么事儿都做一点。
在美国遇到很多交流学生，虽然并没有多少人想成为作家，但大多有着比同龄中国学生丰富得多的游历经历。和他们遍布全球的足迹相比，像我这样阅历贫瘠的中国学生，总难免在对话中不知所措。当他们细数自己时间和坐标的变迁时，我只能在一边默默地咬着饮料吸管，想象着他们戴着墨镜背着背包，在三四种语言之间切换自如，纵横往来欧亚非大陆的潇洒模样。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我常常在分享经历的时候因囊中羞涩而苦笑，在听他们讲述冒险旅程的时候，全神贯注地想象那些妙趣横生的场景和细节。
菲利普是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高中毕业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柏林，而就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他决定先过个间隔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考大学，他说，当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学什么专业，所以就想拖一年再说。于是18岁的他一个人去了法国，在巴黎的流浪汉收容所里做了一年的社工。工作内容包括给流浪汉派发面包和水，帮忙照顾妇女和小孩，逢年过节也和他们在一起。平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他们说说话。
做了一年社工之后，他回到柏林，大学主修社会学，辅修经济学。其间他跟着一位心理学教授跑到乌干达，住在当地的艾滋病村一起做田野调查。由于这不属于他的专业范畴，菲利普死皮赖脸地跟教授磨了好久才被批准加入队伍。问他为什么想去，他说，就只是好奇而已。
当时我很惊讶于菲利普轻描淡写的讲述，在我看来石破天惊的举动，于他而言只是再自然不过的决定。
如今他在德国开始念经济学硕士，第一年就跑来美国交流，理由也不外乎——好奇嘛，而且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经济学到底选对了没有。
你很难想象我眼前的这个青年，头发卷卷，衬衫皱皱，无论说起什么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笑容，只长我一两岁，却好像已经比我多活了几世。
之后我又认识了菲利普的朋友克里安。这个27岁的经济学研究生常常抱怨美国的大学太“无聊”，因为每个人都“太年轻”，不像在欧洲的大学，很多人都会选择先工作或者“Gapyear”（间隔年）一年，再回到学校读书。
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嫉妒他从上大学开始，在德国3年、苏格兰半年、中国1年半、英格兰1年，如今又跑来美国读博士，而且到哪里都是靠奖学金过活，几乎没问家里要过什么钱。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四处漂泊，就不觉得累吗？
他说他的家乡是个典型的欧洲小城，人少，安静，10年都见不到一幢新造的楼。城里的人都互相认识，日复一日毫无改变，今天在路上遇见的那个提着面包和啤酒的阿姨，哪怕离开几年再回来，还是能看见她提着面包和啤酒走在那条路上。
但当我终于离开宁静安逸的南加州开始长途旅行的时候，才知道那种漂泊异乡的滋味并非一直都那么轻松美妙。两个星期里颠沛流离地去了6个城市，不知赶了多少趟飞机火车，西岸东岸去了又回，大部分时间都在狼狈地迷路和赶路，圣诞夜窝在华盛顿的宾馆里抱着电脑又看了一遍《真爱至上》，第二天清早又连滚带爬地上飞机回洛杉矶。于是我想起有一次和克里安聊起那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他承认自己每到一处都知道自己某一天会离开，每一站于他而言都是临时停靠的站点，况且离家多年后，渐渐也就忘记了家的模样。
据说毛姆在中年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样，离婚、出走、周游世界。当我们在读了《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之后，也跃跃欲试着要离开自己安稳静好的生活时，还必须准备好：自己将要踏上的是一段精神的奥德赛之旅，会有意想不到的痛苦、孤独和难以言说的辛酸。
但若非要追问有什么意义，毛姆所说的尝尽人间百味，倒也不失为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