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呢？”语文老师严凌君放下书本，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还真得你写了才有体会。一棵树、一声鸟鸣于普通人来说不过寻常景物，于诗人来说却是灵魂的一阵颤抖。”
这节课的主题是“君子的诗生活。”严凌君对学生们说：“写诗比唱红歌好吧？”学生们都会意地笑。
深圳蛇口的育才中学，每周星期三下午，严凌君都在讲授“青春读书课”。这门课的教材是他自己选编的。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引发热议，被誉为“第一部私人编着的语文教材”，今年该丛书由海天出版社发行修订版本。
“教育是理想主义者应该从事的职业。”严凌君说，“可我们的教育偏离了它的根本，但凡不考试的，老师不教、学生不学。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教育也变得市侩。而语文教学就如尸体解剖，有血有肉的文本被解剖成了各种知识点，美消失了，一切为了应试。”
“不要以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人生的优劣”
“这套读本的流传就是一个邂逅知音的过程，有共同理念的学校和老师会有相同的冲动去讲授读书课。”严凌君坐在办公室里说。谈话中，他常会聊起卡夫卡、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克斯、鲁迅、王小波、木心……墙面贴满了文学大师们的肖像。
这套“人文读本”分为《成长的岁月》《心灵的日出》《世界的影像》《古典的中国》《白话的中国》《人类的声音》《人间的诗意》，每套书以主题编汇，层层递进，囊括中西文化。共七卷十四册，近500万字。
如何让学生接受这些作品，是一个问题。尤其是文言文，这已经成为传统语文教育中，学生们最反感的负担。“还原古代老百姓的生活情境，就很容易让学生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传统里面。”严凌君翻开《古典的中国》对记者说。该书的上编从“有韵的童年”“学问天下”“古代高考”甚至到“夫妻生活”，几乎包含了古代读书人一生的主题。并没有刻意地灌输和教化，而是让学生们真正回到古代中国的意境。
对古典的追溯只是“青春读书课”的一个侧面，切入当下也是严凌君所关心的重点。与初版相比，不久前出版的修订版共删除文章56篇，又新增89篇，增加的内容包括《芒果街的小屋》《肖申克的救赎》，以及张大春的《小说稗类》、王朔的《我的千岁寒》、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等等。新选入的篇目都是新近出版又在知识界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
“因为内容的不合适而对原着删改是没有的，但便于阅读有些文章只作节选。文本是不能动的，它们都有时代的痕迹，也饱含作者个人的审美倾向。”严凌君说。近几年关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删改《荷塘月色》《水浒传》的争论不绝入耳，而严凌君从1990年代初开始自编教材时就遵循了不删改原着的原则。
这套针对中学生的读本，被严凌君强调了“青春”二字。他解释，“青春期应该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但从语文教学来看，学生学到的语文没有乐趣，没有学得神采飞扬，反而被搞得灰头土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把青春期只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段’，它只是为了明天而活着的一个阶段，要考上大学人生才有意义。”
所以，作为一个开明的教师，作品选读和讲解只是“青春读书课”的一个部分，他更希望通过课程与学生们探讨更宏大的“意义”。“要享受现在的生活，一边吸收文化底蕴，一边要有成长的感觉，内心强大和温暖才足以应付以后的生活，不要以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人生的优劣。”这是严凌君心中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
“改卷子的老师看不懂诗，那如何给分呢?”
事实上，“青春读书课”系列的最后一本《人间的诗意》是严凌君最早汇编的。这与他个人的个人经历相关。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读师范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发放饭菜票，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是很有吸引力的。”严凌君毫不隐讳地说，“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个去的。”
严凌君考取的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只老老实实地上了半年课，剩余的三年半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老师一节课讲20页课本，我一个小时自己能看60页到100页，我觉得浪费时间，就自己去看书。”他说，他只去听一些有个人风格的老师的课，“比如教先秦文学的刘世南，讲课就很精彩。”
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江西老牌高校，藏书甚多。严凌君在学生时代写诗、读诗。后来，他和同学还在学校创办了一份诗刊，蜡纸油印。“当时政治空气还不够明朗，系里的领导找我们去谈话说，你们这个杂志不能再办下去，再办要被当做地下刊物处理。”即使如此，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直到如今。
他所仰慕的先秦文学教授刘世南也经常会和他平等地谈论对诗歌的看法。多年以后，当严凌君成为老师，他同样尝试把这样平等对话的方式带入课堂。
多年以来，高考作文一直规定“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严凌君说，“现代语文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我们排斥了诗歌的教育。作文不提倡诗歌，主要原因是我们一般改卷子的老师看不懂诗，他甚至无法判断那是否是一首诗，那如何给分呢?”
早在1990年，严凌君来到深圳育才中学时，他就开始以手抄的方式编选诗歌读本，想着为学生补上诗歌教育。读本中《人间的诗意》由此而来。当然，这会让他成为异类，周围的人问他，“你编这个有什么意思嘛?”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去做。
多年后，在出版的两册教材《人间的诗意》中，严凌君选取的外国诗歌达90%的篇幅，而其中爱情诗又占了相当比重，甚至有人因此批评他“被西化”或者“对学生影响不好”。严凌君笑着说，“诗人是爱的夜莺，若把爱情诗去掉，诗歌这座大厦就会塌掉一半。”
“这里聚集了一批幸存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严凌君回到老家，在吉安师范学校当中专老师。但现实中的教师职业与理想中的“教化人心”差距甚大，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堆贫乏的教材。不过，他搞了些“小动作”，“那时开始，我就在班里搞课外阅读小组，课堂上开一些专题小讲座，悄悄地把语文课内容做了一点变化。”
但彼时师范学校的学生毕竟已有了当老师的出路，没有高考压力，阅读兴趣小组也就无所谓阻力。“到了深圳，教的是中学，明显感觉到语文教育和我理想中的美好语文差距太远了。”严凌君说，“教材、教法和培养目标都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用知识体系和知识点去构建汉语的教育，任何美文进入这个系统后都变成了‘裹脚的女人’。更不用说最可恶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样的归纳教学。”于是，“教参”成了圣经。老师甚至都失去意义，学生们背下“教参”，分数自动到手。
客观地讲，严凌君并不是爱抱怨的人。既然对现行教育状况不满，他还是希望能有所改变。“按现有的教材做教法上变革，这是‘解放后’很多语文名师都在做的一件事。如果只做教法上的改变，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在高考上改革，不是我们普通语文老师能够操心的。所以核心点就归结到教材的改革。”严凌君说。
于是，他在日常教学之外，增加课外阅读课。手抄本《人间的诗意》编好后，他开始又准备更大范围地编撰教材。从1997年开始，严凌君连续两年向学校申请，要求正式开设“青春读书课”。他以“慢慢磨”的方式向校方打了五次报告。1999年育才中学终于同意。
“文学与你有约，青春读书课敞开大门，不分年级，来去自由，每周给文学一小时，悄悄滋润你的青春。”严凌君在小黑板上写下这段“广告词”以及每周的主题、时间、地点，挂到校门口的老榕树上，“愿者上钩”。每堂课的“教材”就是几张油印的纸条。
该课程主要面向高中生，但也有初中生也来听，课后还写下《偷听读书课》的文章。这门新鲜的读书课在校内掀起了小小的轰动，每周来听课的学生有200人之多，占全校生源五分之一。于是从2000年开始，《人间的诗意》《白话的中国》《古典的中国》等几本读物从油印纸条逐渐变为校内教材。
校方的开明或许与深圳的大环境有关，而学校所在的蛇口又被誉为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严凌君初到深圳，他就感觉到蛇口工业区的民主氛围。彼时，蛇口工业区的最高领导机构董事会成员选举就在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举行，作为选民，严凌君目睹了一人一票的选举，竞选演讲时下面的选民可以随便发问。“这里聚集了一批幸存的理想主义者。”严凌君打趣地说，“上世纪90年代，校门口有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明天会更好’，我们都觉得那是真的。”
“他还原了语文教育的初衷”
在“青春读书课”的校版教材推出后，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第一任董事长袁庚叫来严凌君，一见面就激动地背诵着韩翰于1979年所作的短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此后，袁庚以个人的名义向所有去拜访他的人推荐“青春读书课”。
“若干年后，我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神智不太清楚了，他竟然向我推荐我自己编的这套书。”严凌君感慨道。但“青春读书课”的影响逐渐晕染开来。北京、珠海、南昌等地的中学也开始慕名来到育才考察“青春读书课”。有杂志的编辑也对该课程产生兴趣。
《读书月报》副主编漆羽舟回忆，“青春读书课”丛书在民间流传时，她就偶然间读到《白话的中国》《世界的影像》，“我当时看到这套书很感动，严凌君的编排视野是当代中学教材中最缺乏的，他还原了语文教育的初衷。”
激动的漆羽舟带着整个编辑部成员，从南昌赶赴深圳，听课并召开“读本研讨会”。回到南昌后，漆羽舟和其他编辑在南昌外国语学校也开始讲授“青春读书课”，之后逐渐由该校的教师接棒，至今该校还保留着这门课。清华大学附中、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等百余所中学都选用过这套读本。开课三年后，商务印书馆终于将十四本校版教材公开发行。
“读图时代的来临，学生的阅读结构和阅读量都不够，尤其是深层阅读比较匮乏。”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刘根平说，“青春读书课”正是校园文学和语文教学突围的成功案例，和中考、高考并无冲突，甚至对我校学生的作文有所提高。”
在编撰教材和授课的同时，严凌君还兼任着学校春韵文学社和春韵网的“文学教练”。“有些学生刚入学时对写作并无兴趣，而春韵文学社和春韵网鼓励了他们自由创作。”刘根平说，“说实在点，我校的两个文学特长生就是突出的例子。”2007年中山大学的首届文学特长招生，春韵文学社的时任社长陈容考取了该校。2011年，另一位文学社成员齐悦考取复旦大学文学特长生，同时也成为深圳南山区文科状元。
在严凌君看来，阅读经典和自由创作是语文教育的两个轮子。他说，“我做的两个‘轮子’，就是想为语文教育保留一点生机。我想告诉学生，世界不只是个阳台，阳台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花园，你要迈出步子出去看。”
现在，深圳早已春意盎然，严凌君在蛇口宽敞的马路上驱车。“你看南方的树叶是这样的，新的叶子长出来，才把老的叶子挤下来。”他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