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考场上绊了我一下。语文考卷里一道填空题，要求填《人间词话》的作者。
对于小县城的高三理科生我来说，无论是《人间词话》还是王国维，都属于知识的盲点。“国学大师”、“清华四大导师”等名号，更是闻所未闻，远不如我眼前的江边流水和天上浮云真切。在这怪僻的考题面前，我跌倒了，心里总抱怨出题的老师真是莫名其妙，把题出得这么偏。
很快，我就发现抱怨无济于事。这个叫王国维的人变本加厉，屡屡出现在语文考卷的阅读理解题里，大谈古今成大事者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一介乡野小青年，当时实在无法理解，这些我眼里潦倒文人的愁词怨调，怎么一转眼到他嘴里，就成了为人处世的大道理。看着试卷上的大红叉叉，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鄙夷地浮起四个字——“故弄玄虚”。
话虽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啃下了老师指明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为老师一再强调，考场如战场。而我，只想考个高分。我第一次牢牢记住考卷上那个难缠的王国维，更像是一个遭遇过小挫折的高中生的功利性投机。
随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工科学生，不再有语文考试，我以为此生与王国维尘缘已尽。现实却再次戏弄了我。
2001年12月24日下午，我们师生十余人以考察的名义，在清华大学与十余名清华师生座谈后，集体参观清华校园。行至大礼堂和清华学堂，我不禁开始艳羡清华学生能有如此别致的校园。
当众人在“行胜于言”的日晷处轮番合影时，我去上厕所，不知不觉竟走到一座斑驳的石碑前。定睛一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高三时痛苦背下的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怀着“不是冤家不聚首”的心情，我转到背面看碑文。
看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内心的好奇渐渐被沉重所代替；再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差点儿让我陷入沉思。同伴的呼唤声，让我回过神来。但在抬脚离开石碑那一刻，我已经作出决定——进入这个校园求学。
当晚在饭店里欢度平安夜，嬉笑着与圣诞老人合影时，我始终因为下午临时作出的决定而心神不宁。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开始与以往的规划不同。
回校之后，我在清华招生网站上疯狂寻找喜欢的导师和专业，并选定目标。为一改自己不学无术的叛逆形象，甚至剪去齐肩长发，以示从良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那短短的碑文似乎唤醒了一颗浑浑噩噩的心，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一味依赖并依附于所受的教育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自由，外表上无论怎样叛逆，都是一种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浅薄，我进入清华的初次努力失败了。师友劝我另走他路，但我内心执着地认为，我注定与清华有缘，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径直走到王国维纪念碑面前。我只是一再告诉他们，我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后来回顾当年的历程，自己才恍然明白，那所谓的“缘分”，不过是困境中所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对于一个固执的人，想要做成某件事情，哪怕再牵强，也会找到一个借口，苦苦坚持到底。年少无知的我，其实想登上的是清华这个舞台，却把与自己几乎毫无关系的王国维搭成了一级高高的台阶，一脚迈上去，便再也下不来。
不管怎样，这种牵强得近乎自欺欺人的想法，让我在筋疲力尽之际，在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后，最终站了起来。
对那个从高中起折磨我多年的王国维，我至今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与他的“邂逅”，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永远不会去思考“独立”和“自由”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进清华前，王国维只是一个失落困顿之人寻求绝地逢生的隐秘而牵强的借口；从清华毕业离开时，他已经在我身上留下隐约而微妙的印记。几经权衡后，我决定做记者，因为内心深处想要一份有“独立精神”、可“自由思想”的工作。
至于能有怎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自己并没有思考太多。直至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中麻匪头子张麻子的一句话，戳中了我心窝，他说：“站着，把钱挣了！”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对80多年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具世俗气息的现实解释。不少人做记者，想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尽量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无奈地发现，现实本身就是一个麻匪，悄然劫持了我们的人生，然后静待我们用青春的激情和余生的努力去积攒赎金，当我们步履维艰甚至匍匐着接近交易地点，结果，他撕票了。只剩下目瞪口呆的我们，站在那里喃喃自语：“说好的幸福呢？”
我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没有王国维那种勇气，投湖有尊严地死；但我们终归在挣扎和努力，尽力不曾苟且地活。
一晃10余年过去，我再也没有独自在他纪念碑前伫立，并反思自己在何种程度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否有尊严地活着。倒是国家一再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想，若再去纪念碑前，我会告诉曾被我擅自用来做信念支撑的这位无辜先贤，我这些年，“钱，没怎么挣着，人，还勉强站着”。而只要站着，我便常会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