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年轻的格里斯雷不幸沦为德军俘虏。10周后他和其他战俘步行穿过法国、比利时、荷兰，在卢森堡克莱沃被押上火车，在拥挤的车厢中度过了3天难熬时光。
这是一段非人的旅程，许多战俘因受伤、体力透支和营养不良失去生命。幸运的是，格里斯雷最终熬到了他战俘生涯的第一座营地——位于波兰波斯南的斯塔拉格战俘营第八堡。
这座战俘营的条件非常艰苦，格里斯雷和同伴不得不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马厩里，忍受老鼠、蟑螂、跳蚤甚至蛆虫的骚扰。营地管理人员知晓格里斯雷入伍前在理发店干过，让他担任营地理发师。
当时，战俘每天的饮食只有白菜汤，还得忍受党卫军的无故殴打。有一次，由于理发时对党卫军军官言语不敬，格里斯雷遭暴打，差点丧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个瑞士检查团的到来。一名战俘不顾自身安危，揭露了他们在营地里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随后，第八堡被关闭，格里斯雷来到第二座营地——位于西里西亚的一座大理石采石场。
在这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有热水、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床铺，不用忍受党卫军的暴力，但仍需每天工作10小时。
正是在采石场，格里斯雷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名叫罗莎，是当地一位采石场老板的女儿，17岁，给德国人当翻译。格里斯雷后来回忆说，他与罗莎一见钟情，互生好感。一场大冒险随之开始。
为爱越狱200次
在随后的数周里，格里斯雷和罗莎在营地看守的眼皮底下频频约会。然而，在双方爱意逐渐升温之时，坏消息传来，格里斯雷需要再次转换营地，前往大约60公里以外的弗雷瓦道。
为了见自己的爱人，格里斯雷做出了疯狂的决定：越狱。
弗雷瓦道战俘营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周围除德国外，基本都是德军占领的国家，最近的中立国瑞典也在600公里开外。在营地看守看来，战俘逃跑无异于自杀，因此戒备并不严。
格里斯雷发现，短暂的缺勤并不会引起看守的注意。他通过来营地理发的人接收关于罗莎的信息。在她来到战俘营附近从事翻译工作时，他便借着夜色掩护，爬过铁丝网，逃出营地与她约会。
因周围都是德占区，每次约会后他只得返回营地，总共越狱大约200次。
罗莎在与格里斯雷约会时，时常会给他带去一些食品和广播配件。正是这些配件确保了战俘营里3000名战俘能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获知二战战事的最新进展。
罗莎一直向德军隐瞒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旦与格里斯雷的恋情曝光，她和家庭可能有灭顶之灾。
“如果罗莎和我被抓住，我可能被拷问，也有可能被枪杀。”格里斯雷后来说，“她和她的家庭会被一查到底，所有人或许会被枪杀。这是她为我们能够在一起而承担的风险。她对我而言非常特别。”
两人最后一次约会时，格里斯雷让罗莎在战争结束后去别处定居，原因是到时候她会被当成德国人，安全得不到保障。他把自己父母的通信地址给了罗莎，让她安顿下来以后告诉自己她的住处。他当时承诺，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他会写一本书，告诉全世界她的善行和他俩的爱情。
其实，格里斯雷的勇敢不仅仅表现在为爱越狱上。有这样一张二战老照片：一名半裸上身的战俘正在向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抗议着什么。这名战俘就是格里斯雷。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名军官就是希姆莱，但他确定那人应该是一名高级军官。格里斯雷说，他当时脱下上衣，让希姆莱看看自己是多么瘦削，希望改善战俘营的伙食。
不完美的结局
1945年5月24日，随着德军的溃败，格里斯雷重获自由。
返回英国后，格里斯雷盼来了罗莎的信件。她当时身处德国一处美军基地，自称受到良好照顾。格里斯雷为罗莎作证，称她在二战期间帮助过同盟国的士兵，使她在美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份不错的翻译工作。
两人的通信当年12月中止。此后，格里斯雷多次尝试与罗莎联系，均没有获得回音。一年后，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陌生人自称是罗莎的好友。信中说，罗莎在分娩时去世，孩子也未能幸存。格里斯雷说，他永远无法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孩子。
2008年4月，格里斯雷遇到了作家肯·斯科特，他终于可以兑现对罗莎的承诺，把他们之间的经历和爱情公之于众。
斯科特说，格里斯雷当时已经患有非常严重的关节炎，自己所能做的只是成为格里斯雷的手指，代替他写出自传《鸟是否仍在地狱里唱歌》。
这本书2008年年底出版，《碟中谍3》的制片人斯特拉顿·利奥波德将把格里斯雷和罗莎的爱情故事搬上银幕。
遗憾的是，格里斯雷无法看到这部电影上映。2010年2月，他在睡梦中安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