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随笔》是一本经典名著，但书中有些观念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还有一些不太妥当的地方，我斗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谈旅游》中提到，年轻人出门旅游要有通晓那个国家语言和情况的教师或仆人陪同。除了夏令营，现在的教师一般不会和学生同去旅游，孩子们多是和父母或者朋友出行；而当今的保姆、钟点工的文化素养都不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况且旅游业已经很发达，导游就能代替书中所提的教师和仆人，还更为专业。喜欢自助游的人可以求助于一些旅游书籍和网站。培根的观念现在看来有些原始了。
《谈利己的聪明》中以蚂蚁的例子说明“那些极端利己的人会损害公众的利益”：蚂蚁精于为自身打算，但它们对果园和花园来说是一些很厉害的家伙。“公众的利益”应该是就这个种群而言，蚂蚁的团结合作是众所周知的，培根完全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人类的利益就是整个自然的利益，所以不合理地把蚂蚁划归到极端利己的圈子里。
文中的几处语言奴性十足：“完全以个人自我为衡量标准，这对于君主来说还情有可原”“在顾及君主利益之前先考虑臣仆的利益，已经相当的不恰当了”等等。这也许和当时的政治形态有关，不过这些句子放在现代显得非常封建，甚至有点恶心。《谈司法》中说司法官必须谨慎小心，切不可指责或反对王权，也和前面两句话一样，完全是旧时代的旧思想。王权怎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官执法怎能缩手缩脚，偏袒王权？《谈党派》中“党派斗争过于严重，过于激烈，这是君主力量削弱的标志，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权威和大业。党派的运行必须在君主的控制之下”也是一样的，已经完全和这个时代脱节了。
培根在《谈称赞》中写道“一个人称赞自己那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除非在极少的场合你才能这样做”。竞选这种情况我就不说了。人们已经不再羞于夸奖自己，也不再羞于请别人夸奖自己，这是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们也经常把自夸作为一种玩笑和幽默，尤其在网络上。人们的思想已经很开放、很大气了。
《谈大胆》中培根说“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危险和麻烦。”我觉得这是一种概念混淆。知道有风险依然坚持把事情做下去，这叫“大胆”；不知天高地厚而横冲直撞，这叫“盲目”或者“莽撞”。比如某条河中有食人鱼，张三知道这个情况却依旧下河游泳，这就是“大胆”（当然排除他想自杀的可能），李四也下河游泳，但他不知道有食人鱼，这是“大胆”吗？不过，行笔至此，我突然发现“大胆”和“盲目”可以是反义词，“盲目”又可以作为“大胆”的极端程度。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使用大胆的人不要让他们当领导，只能让他们当副手”，这个结论过于绝对了。的确，身为领导不能莽撞草率，让人民承受过大的风险，可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胆量，比如没有勇气拔除既得利益者，没有勇气实施全新的政策……他是当不好领导，做不成大事的。
培根有两处观点似乎自相矛盾。他在《谈报复》文章末尾明确表态：“志在报复的人过着一种巫婆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作恶，到头来也不会幸福。”但是他又在《谈死亡》一文中说：“复仇战胜死亡。”在我看来，复仇是制造死亡而绝对不是战胜死亡。难道培根的意思是复仇比死亡更可怕？
《谈叛乱与动乱》中培根写了一句很荒唐的话：“民众里边往往会出现一些有望适合做首领的人物，对这一点要小心，也要设法杜绝。”政府治理国家不当，百姓受苦——没关系！只要他们中没有人带头，没有人拥有号召力和领导才能，就不会发动动乱！这个观点太可笑了！我不禁想到了文革，有文化、有才识的人都劳动改造去，不听话的抓来批斗，这样百姓就会越来越无知，乖乖服从管理了！这两者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一个人完全可以断言，一个国家的强大，关键在于是否有善战的国民。”这句话摘自《谈国家的真正强盛》。想想所有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愿意为金将军献出生命的朝鲜人民就好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看这本书之前我还未了解培根的生平，读完《谈建筑》一文后我断定培根一定是个贵族，后来一看，果真如此。培根所描写的住宅就是标准的贵族水平：从塔楼、小教堂、地窖到庭院、宴会厅、内院，应有尽有。那密密麻麻的文字看得我眼花缭乱。培根是在炫耀自己的富有吗？他是否有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想过呢？
培根的这些不妥之笔固然有受到客观条件影响，应该给予适当的理解。没有一本书是完美的，还是那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想过一个问题：出版社是否要删除一些书籍中的不当之处？若是删除，首先不尊重作者，而且剥夺了读者客观、全面评判这本书的权利；若是不删，又怕误导一些判断力不够的读者。我觉得发表原著，并且改善教育方法，给孩子们更丰富的知识、更客观的引导，鼓励他们质疑和挑战权威，这才是两全其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