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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一●相关书讯: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