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带在孟子头上那些名誉的光环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孟子将会是个十足的空想家。他的政治理论，“民贵君轻”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思想。他的政治体系的出发点是“君”而不是“民”，得到的利益最终获益者是统治者所代表的“君”而不是普天之下的“民”。孟子顶多只是从道德礼义方面对制度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修补与改善，而不是彻底地废除那种畸形的君主制，没有勇力也没有先见之明，将这种制度完全否定。所以即使他认为作为君王，那必须是“天与人”，并且提出了“天视自我而视，天听自我而民听”，这种似乎将君主的地位就托负给“民”一样，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而尔后就看到，当有人问起孟子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君时，他自己说是没有经过君王的推荐，即便是民心所向，也是不可能成为君王。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大的漏洞，孟子虽然有意愿让君“民与之”，但这种形式下的君王并不是“民众”选举的结果，而是君主“禅让”移交的结果，仍然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游戏。因此即便是孟子高呼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民仍然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限制，他的民贵君轻思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而已。
正如拍拉图眼中由金，银，铜铁组成的理想国，莫尔假想中那个人人平等的事有最初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一样，孟子的那个淳正风俗，天下皆尧舜的国家不免带有了人类特有的梦幻气息，而作为这个梦想的主宰者，便当之无愧称之为“空想家”。空想家的志向是伟大的，超越其所在地在的时代；他们的言行是怪异的，甚至被当时世人所误解，迫害的。他们的奇异的思想却在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后，人类思想进一步扩充与发展后，他们的思想却成功之路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伟大预言，无可厚非，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空想家不是一无是处的，对于本身所处的时代而言，空想家这一词看似荒谬，因为他的远见性是同一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有太多的因素限制着人类的视野，或许是物质上的，或许是精神上的，这种限制使人类的思想前进变得缓慢。在没有更好更行之有效
的方法之前，人类便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然而这其中不缺有少数的先行者，他们在茫茫的黑暗中发现了明日的曙光，但对于多数黑暗中的大众而言，那些少数的先行者是另类的，是不符合大众那个群体的，这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于被认为是错误的。于是那些空想家不得不抛下世俗的羁绊，远离了大众，选择了孤独，在新生的大道上留下空想家们履步的足迹。对未来，对于未知，谁也不能测定，那些空想家有一部分成功了，成了人类某一领域的鼻祖；也有一部分失败了，被大众永远地遗忘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
即便存在着这样二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空想家也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不可以消失的。笛卡尔曾经说过，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他的一生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的事物都进行尽量持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否定了一世现行的条条框框、思想、事物，不就是否定一个原来的世界，原来的自我，而在否定后的空白中成就一个新世界，新我的过程吗？因为这种新我不是现成可以模仿的，所以必然要一些人去构思，去探索，这其中就少不了空想家的功劳。大家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发现这种迹象。正因为有了拍拉图的“理想国”，莫尔才绘制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乌托邦，尔后傅立叶、圣西门的进一步发展，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感开始展现，列宁进一步完善，再到毛泽东的实践。这一系列，拍拉图的空想，莫尔的空想，起了引导者，先行者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再到托尔维尔，密尔的思想路线；也可以从路德，加尔文，韦伯，贝尔的思想路线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对于空想家而言，时代中所随流的思想权威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作为统治者行政的一种手段，他人在他们所统辖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一种观念的链条，使统治者能够自豪地指挥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中国古代的老子也曾经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无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而无不治。”这种形式下所培育出来的民众将是些“四肢发达，手脑简单”的愚者，也是中国愚民之政的受害者。然而空想家则不然，他们的思想是超越想像者本人的境界，超越于常人的生存空间，超越他们所处时代，并服务于那个现实社会或被后人奉为救世圣经，这就意味着空想家都是一个特定独行的，不被常人和当时世界所理解的“另类”，这也导致了空想家的终生孤苦与寂寞的自下而上方式。
孟子的政治在当时社会中失败了，但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却是长久不竭孟子本身做为一个空想家却为后世的实践者开辟了源头水，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也许现在起，我们自当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那些空想者们，因为他们的所做正可以用顾城的一句话来印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则用它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