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