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25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我们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直到1935年7月，才得知中央红军的消息。所以我们叫它孤军长征。今天小编就来分享历史典故：长征路上一支特别的孤军,希望读者喜欢。
历史典故：长征路上一支特别的孤军
长征中，我被编入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长，后又当宣传科长。出发那夜，我印完出发《宣言》，躺在稻草铺上睡不着。心想这次打“远游击”，不就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了吗?就要和鄂豫皖边区父老乡亲离别了!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母亲现在怎么样?这次远行，还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和亲人重见……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我决心抛却一切留恋，随大军西行，革命到底!
独树镇负伤
长征第10天，独树镇之战，关系红25军生死存亡。那一仗，我负了伤，差一点离开人世。
记得是11月26日，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怒吼，雨雪交加。我们在昨天打退敌追击后，进了独树镇。突然枪声大作，另一股敌人扑出挡住我们的去路，子弹雨点般迎面打来。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大吼：“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225团反扑过去，与敌展开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动，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冲着冲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侧被子弹打穿一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被后面的人抬了下去。
这次战斗，负伤的人不少。我的伤经过处理，血止了，也不那么痛了，但不能走路。组织上要把我就地安置，我表示坚决不留下。拖着伤腿走可能会死，我说，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知道后说：“那就带上他吧。”还给了我一匹小马骑。靠了那匹小马，我跟上了部队的转移。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91岁了，还清楚记得独树镇战斗。遗憾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1997年，为纪念这次战斗，当地政府建立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我题写了碑名。
创办《战士报》
红25军长征分两个阶段，中途有一次停顿，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我是宣传科长，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管，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很起劲。
新苏区的创建很不容易。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
《战士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吴政委多次给我们指示。一天，我正在编稿，吴政委来了，对我说，报纸的稿子要短一些，稿子要到连队去约，要动员部队的干部多写稿子，多反映部队的情况。有时候，吴政委还亲自写稿子。记得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批评稿就是吴政委写的。稿子在报上发表后，不仅帮助了被批评者常团长本人，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战士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红25军官兵关系很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我亲眼见过徐海东抬担架运伤员。我自己也两次切身感受。在山阳县由于饮水不对，高烧一直不退。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亲自给我做了治疗，后来我高烧昏迷，他就报告了戴季英。戴季英立即找来担架，让人抬着我走。
绝处中逢生
1935年9月初，在合水县板桥镇，敌35师骑兵团突然铺天盖地压过来。225团1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敌进攻，掩护徐海东等突出重围。这一仗225团损失200多人，团长方炳仁同志壮烈牺牲。
继续北进，没想几乎走进绝境。先是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再是荒草野地，不时还有小面积沙漠，饥饿和疲劳的阴影笼罩全军。体力弱的，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伤员更艰难，药品奇缺，加之饥饿，有的生命力耗尽了，就永远长眠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困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全军指战员采取互助形式，体力强的帮助体力弱的，年龄长的帮助年龄小的，配了马的干部都把马杀了让大家果腹，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恰好，来了一伙赶羊的商贩。军领导如获至宝，当即让供给部把羊全部买下。部队得以饱餐，经数天跋涉终于走出这片可怕的荒漠区。
1935年9月7日，我们到达了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这已是陕甘苏区边缘。9月15日，我们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26军、27军赶来和我们会师。会师大会在永坪一条干涸的河道里举行，场面十分动人，热烈握手热情拥抱。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如在眼前。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队伍胜利会师。
我们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胜利结束长征。这时，全军总共是3400余人。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唱了几十年，当初，它的出来很偶然。
1935年9月，我们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统一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政治部机关，是红25军政治部改编的，我仍当宣传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
红15军团接连打了劳山、榆林桥两个大胜仗，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秘书长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我完全赞成。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天天赶路没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15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很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支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的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就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25军先唱起来，然后传唱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