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母：让儿子成为忠诚于祖国的人
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从小天资聪颖，悟性极高，3岁时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应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
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赴美学习，他渴望以自己的知识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临行时，家人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母亲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母亲和父亲一样，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父母的勉励，给钱学森极大的力量支撑。
在美国的日子里，钱学森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周围的美国学生听了这话后，都伸了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本来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航空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不久，钱学森在导师的培养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丁玲之母：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
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在常德女子师范和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学担任学监。刚毅、自强的蒋胜眉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1918年夏，14岁的丁玲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暑假中，母亲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那时，学校要学生缴纳保证金，母亲没钱，留下一枚金戒指，托女管理员变卖。那位女管理员将戒指卖了后，把交保证金余下的两元多钱交给丁玲，说：“你妈妈生活很艰苦，这钱可不能乱花。”丁玲拿着钱，想着这些年来母女俩的艰苦生活，眼眶都红了。她小心地把钱放在小木箱里，用换洗衣服压着，一直没舍得花，到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做路费。
正当学期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同学们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她从小受母亲的思想影响，带头把发辫剪了。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丁玲在夜校教珠算，因为她年龄最小，学生们都管她叫“崽崽先生”。
暑假回到家，舅妈一看见她剪了发，冷冷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丁玲不客气地回答：“既然不可毁伤，人的耳朵为何要穿眼，你的脚为什么要变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丁玲高兴地向母亲讲述学校的各种新鲜事。母亲看见女儿在思想上、功课上都有进步，也非常欣慰。母亲告诉女儿，在“五四”运动中，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也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已经辞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员职位，专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眼下她除了继续办俭德女子小学以外，又在东门外为贫苦女孩办了一个小小的“工读互助团”，学生可以不交学费学文化，还可以得到点工钱帮补家庭。母亲受向警予寄来的书信文章的激励，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丁玲看见母亲虽已四十多岁，却仍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公而忘私，向往未来，也感到高兴、放心。
暑假过后，丁玲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所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也很活跃。母亲始终是信任和支持女儿的，只是这所学校是私立的，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但是母亲考虑女儿的前途，仍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亲自送女儿去长沙。丁玲在周南读完二年级，因不堪校长阻碍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又转学到岳云中学。
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的学问，是正确的。为此，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最终，丁玲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了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
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丁玲的心，始终激励着她奋发向上。
廖承志之母：画品铸就人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范。
何香凝，1878年6月出身于香港富商之家。1902年，23岁的她为寻找救国真理，继丈夫之后到日本留学。何香凝早年曾学习传统中国画，1908年入东京木乡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彩画、临画、写生等课程，同时向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习画狮、虎等动物画。1910年何香凝从日本归国后辗转于港、穗、沪及日本之间，为革命奔波，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
去日本的那一年，何香凝生下儿子廖承志。廖承志生下来的时候又肥又壮，虎头虎脑，于是父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小名：肥仔。肥仔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
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
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舍之母：把吃亏视作理所当然
老舍的母亲是一位旧中国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持家，自立自强。老舍热情、好客，待人真挚、诚恳，这些性格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来作客时，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在重庆的时候，老舍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有时到了欢畅之时，赵树理会扯着嗓子“吼”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桌子底下……
也有的时候，老舍的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一边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着：“给大哥请安!”老舍常常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家中的阎王。直到老舍入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老舍感叹：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老舍的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了他。
老舍说：“母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都可将就，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没有地方，老舍出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面作保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时候，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