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铁穆尔的《没有破解的谶语》，心中萌生出许多不明朗的音符来。藏族的精神远不只是高山大河、靠天养畜——如果我们这么想，只能说明我们无法认知与我们路线不同的文明成果。
罗布藏皂巴老人生于二十世纪初，经历了国民政府、新中国以及之后的的动荡年代，最后成为一个受族人尊崇的长者、一个安享晚年的老公务员。他生在帐篷中，焚在山岭间，一生一世在高原的辽阔中度过。
很难想象藏民的精神生活：他们的佛教、他们的畜牧观念、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淡然。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在本质上与他们有太大差异。汉人一直在创造，或在挣扎，其根本目的是改变自己——这貌似是西学东渐的优秀成果，但也未尝不能反映我们的内心其实向来是躁动的。
躁动是先进的表现，但“先进”，是一把双刃剑。从洋务运动到三大改造，汉族人民带着华夏的光荣一次次搏斗，闹出了新气象、闹出了大成就。然而之后，愤怒的灵魂依旧在中国大地上恣肆横行，不断地颠覆秩序、挥霍生命，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全部内容和意义。然而罗布藏皂巴老人，与藏狗、雪山站在一起，听凭来自东方的沙尘暴卷来、又退下。终于那些疯狂彻底地平息下去。
罗布藏皂巴老人曾命悬一线：同伴皆被抓捕，自己也成为了公安系统的目标。他们的罪责，也许只是因为生在佛国，因而成了一名忠实的信徒、具有个人信仰的公务员。而老人却没有争辩：他上交财产后继续履行公务员的职责——办公做事，为大饥荒中的饥民调来粮食。他必然恐惧过，却从未焦虑。
历史讽刺的不是他，而是“运动”、“革命”。去压迫一个为共同事业奋斗的人，那是不可理喻的。那些“运动”本质是在阻遏新社会的诞生。与此相对，那个势单力孤的人，得要多大的定力、胆识与胸襟方可用和平的方式、勤勉的姿态，去迎接罪孽的淘洗？
然而，这种大勇与大仁，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老人自幼饱读经书，从国军看到共军，既放牧又耕种。然而，从未被汉化——用作者的话讲：“很难被异化”。晚年，他传述着牧人的神话与精神，向汉人或其他民族宣讲故土的文化，也倾听他们，却从不会在根本上改变。
到这里，也许可以明白，他的道德，不是江南的繁文缛节，而是大山大河间最淳朴又深刻的人生准则。莽苍间的生命，暴露在灾难之中，也沐浴全中国最澄净炽热的阳光，更沉浸在天国光芒之中。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比我们更多，却都是触动人心灵深处的体验。于是，他们包容了冰川的巍峨，他们接受了狂风与皓月的壮美，并以同样的胸怀来面对“三年饥荒”、“反右”、“文革”，他们有雪莲一样的纯洁、雅鲁藏布江的恒久，并以此来走完一生。总而言之，老人的心中蕴藏了一种大仁、大义、大和谐，一种也许我们无法企及的和谐。
至于那句谶语“水中的狐狸，树上的乌鸦”——也许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也难怪我这个汉人无法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