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说，没有黑暗，如何定义光明？在人类史上，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照亮我们精神世界的光明。而在晦暗的时代、停滞的年岁中，在泥泞的窒息的冬夜，那些看似光芒微弱的文字也许就在不经意间燎燃新一批灵魂。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是近现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名人传》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全面、真实。早期传记文学如《贝奥武甫》等，都是歌颂英雄与武将的丰功伟绩的作品。有许多评论家认为罗曼罗兰等作家的伟大，是极力讴歌了文学艺术家的成就，并真实反映了为人也会面临的并不壮阔、相反是压抑丑恶的艰难险阻。米开朗琪罗就是一个例子，他因经济危机而不得不向专横的权贵承认并未犯下的，或无足轻重的错误。
而我认为《名人传》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向我们反映了在伟大人物诞生时社会的黑暗。许多如今的“经院派”读者，一味地按“苦难使人坚毅、逆境助人成功”的思路去理解贝多芬、托尔斯泰与米开朗琪罗的人生。这使得他们的目光局限在狭隘、乏味的个人意志论上。
托尔斯泰生于“高贵的、古旧的”封建地主家庭，但他所处的时代是晦暗的。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他深明俄国政府本质上的顽固，以及俄国实际上的衰弱。我们知道，从文艺复兴到二次工业革命，俄国在本质上几乎未曾变化。一个是英、法、徳、奥诸帝国面积之和的庞大沙俄帝国，却远远落后、衰弱于这些小国——随后的“十月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克里米亚真正爆发。而与此同时，一八五五年的托翁正在设想着“一种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他的这种思想最终在他晚年取得一定成果，成为了他“不抵抗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他的三部或更多巨著中，许多人读到了他天父——或更似佛陀——一般的悲悯、宽容又坚定的心灵。这与他一声秉持的宗教追求联系深刻。而对于宗教的追求，除却他敏感、神经质的性情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与生活背景。他参与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终结了自拿破仑战争以后的俄国欧陆霸主的地位。沙皇对外失利、对内除了有限的改革外只能加紧盘剥。总而言之，托尔斯泰所生活的俄国，是一个专使他向社会根源问题、人性根源问题追问的地方。我们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剖析了人本质上与礼教相抵触的美与丑，但这同时也说明了他发现了人本性深处的各个方面。但在托尔斯泰，一直到晚年——也许是由于封建领主的出身——都过于乐观的判断了人性。他的“无抵抗主义”越来越说不下去了：他目睹了官吏为非作歹（我认为他内心里也明白他所不屑的资本民主主义思想此刻比任何宗教、皇帝都更有用）。于是，他几乎也喊出了复仇的口号。
在文学方面，他的贡献倒不至于全来自惨祸。婚姻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温床，但《战争与和平》却来自于他在战争中目睹的悲壮。悲壮触发了悲悯，使他塑造了英雄史诗般的《战争与和平》。失去人生目标的高傲亲王与其他堕落的灵魂，在“热闹的”[1]战争中重生。可以说，托翁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号召我们去热爱生活。
米开朗琪罗与贝多芬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着重讨论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在高处俯视黑暗，米开朗琪罗则浸泡在黑暗里。在那个艺术腾飞、思想开放的十五世纪的亚平宁半岛，除了神权与城邦战乱之外，一切情况都比托翁的俄国要好。但让我们看看米开朗琪罗，一个易变、丑陋、神经质、被权贵控制、被家人拖累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敌人一个也不比他逊色：达芬奇、拉斐尔与布拉曼特，都是与他齐名的大师。但三对一的竞争似乎注定了他不断被重用与被迫害。他一生最大的目标：尤利乌斯二世陵只完成了那几个配件——如今已成为无价之宝的“摩西”与两个“奴隶”。我们无法想象尤里乌斯二世陵果真建成后的庄严伟岸，但这一未建成的项目，却带给他无穷尽的思想折磨与债。在面对政权更迭时，他也只能做一株墙头草。
米氏的苦难太多来自于他自身，比如为与拉斐尔争胜而承担了新任务、搁置了旧任务；过分的溺爱使他在后辈身上花光了钱。他的充满力量的创作，是一个扭曲的天才在他自己领域发起的反攻。他的黑暗来自于自身与权贵，这狭窄的黑暗遮蔽了佛罗伦萨与罗马的烈日。于是，他便极力在暗夜中点燃以力、美为焰的火把。
托翁为众生而创造光明，米氏为自己寻找光明。但我们不能估量出哪一颗明星更有价值，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这些伟人的苦难，也不拥有这些伟人的天赋。并非我们注定平凡，而是因为“伟大”各个不同，光明有很多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