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和读大学的儿子安德烈之间的书信集。在安德烈十四岁那年，龙应台离开欧洲去台北市政府工作，这一走，就是四年。等龙应台四年之后再回到安德烈身边时，她发现安安变了，以前那个让妈妈拥抱、亲吻、牵手，以至于让妈妈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不见了。站在龙应台面前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样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等，龙应台都一无所知。四年的时间，犹如一道鸿沟，把龙应台远远地阻隔在一个鲜活的世界之外，以至于“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面对母子之间这样的陌生和距离，龙应台决定打破。
这样的场景，一点也不难理解，14-18岁是快速成长期，这个阶段，成长的不仅是个头，更重要的是思想，当两人的交往出现四年休眠期时，当两人有了四年的距离时，你再想进入对方的世界，就必须想办法打破阻隔两人的坚冰，即使你们是母子。
为了了解安德烈，龙应台决定和安德烈互通书信，在征得安德烈的同意下，两人一坚持，就是三年。
在35封来来回回的信件中，母亲慢慢走近了儿子的世界；在35次来来回回的争论中，儿子逐渐了解了母亲。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在这35封你问我答、我争你论的信件中，逐渐澄清了两代人的人生观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区别、思维区别，因为这不仅是两代人在对话，更是是两种文化在对话。
对于作为母子关系的两个人来说，两人之间在生活和工作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母亲拒绝奢华、崇尚简单生活，在生活上从不浪费、不奢侈，对于这样简单的生活，儿子怎么看待呢？儿子的评价是“你的衣服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儿子非常疑惑：“为什么不花点时间买点贵的、好的衣服来穿？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再例如，对待写作，龙应台总是在好多天前就准备稿子，而安德烈非要等到交稿那一天才写稿子；龙应台写作时是“吹毛求疵，注重细节”，安德烈写作时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妈妈；龙应台把写作当做“事”，安德烈把写作当做“玩”，他希望写的本身就是一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
这就是妈妈，这也是孩子，很多时候，每个孩子都有不同于家长的看法。家长要想培养出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孩子，首先要做的是允许孩子对自己说“不”。
对于作为中西方代表的两个人来说，两人的对话又揭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上。龙应台很惊奇欧洲青年为什么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为什么他们的学校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一系列的疑惑背后，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崇尚“个人思维”，东方人崇尚“集体思维”。也就是说，在西方人意识里，一个人背起背包就可以走天下；而在东方人的意识里，即使玩，也应该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猫猫，也要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要从群体中寻找安全和快乐。而安德烈呢，他享受的则是更为闲适的生活方式：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就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就为了聊天而聊天，就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感受一下微风习习的下午……
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东方人习惯于集体主义思维模式，西方人习惯于个人思维模式。很难说，是“集体思维”高于“个人思维”，还是“个人思维”优于“集体思维”，但有一点不能否定，在西方个人思维模式下，他们变得愈加的独立和自尊，而我们的盲从和随大流意识，跟我们的集体思维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通过龙应台的文字，我再次审视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到底是什么关系？子女是父母的附属品吗？是父母的私有产品吗？父母有权利对子女的一生做出规划吗？
在养育儿子的过程中，我一向采取的是“放养”态度。但，看看龙应台的文字，我对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父母仅仅是子女来到世界的一个通道，父母仅仅是子女生命最初的守护者以及成人后的守望者。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眼睛热切地望着前方，奔向他的人生的愿景，而父母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
龙应台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她说：“父母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父母啊，只是子女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而已……父母和子女的缘分，就是在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的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
是啊，父母能做的，就是在子女年幼时给他以守护，长大后给他以守望，并且，这守护和守望，还都是一厢情愿、自愿付出，仅此而已。对于长大的孩子，父母到底有多少权利参与他的生活，或者帮他做出决定呢？我们再看看龙应台的做法。当二十一岁的安德烈开始抽烟时，龙应台也很生气，恨不得把他嘴里的香烟拔出来，“扔进大海”。但，龙应台没有这样做，她在内心对自己说：“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别人’。”二十一岁，已经到了独立自主的年龄，是成人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做父母的就没有权力或权威约束他。龙应台只能说的一句是：“你得尊重你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
关于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看法，龙应台的文字也给人很大的启示。当安德烈对妈妈说，他也许会很平庸时，龙应台这样说：“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你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还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是的，人生过程本无意义，而我们就是要赋予它意义，我们赋予它意义的唯一方式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感受生活的快乐。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时，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除了对工作的看法，龙应台对朋友关系的思考也很精辟。她又打了一个比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拦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以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慨友情的难得，殊不知，是自己没有精力和能力再去培植友谊。
较之龙应台的《目送》和《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更具有一种温情，因为她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上去书写，但，即使是和十八岁的儿子的通信，睿智的人也在字里行间播撒下思考。亲爱的朋友们，在读艰涩的文字之余，在繁忙走亲访友的间隙里，不妨，也拿起这本书，放松一下，看龙应台到底在怎么说。
【第2篇】
初识龙应台，源于她的《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而在这本书里，她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位与普通女人无异的母亲，慈爱，唠叨，渴望与孩子交流，又失落于孩子渐渐的成长与离去。
书源自于母子之间三年的书信往来，代价“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安德烈如是说。安德烈的观念现在看来与当下的我们并无差异，渴望独立的人格，对前途的茫然，对政治事件的批判，对东西方文化的感知，对父辈观点的质疑等等。安德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睿智的学者母亲，可以将自己的思考化作一封封书信。或许，这些书信的意义在于，她写出了许多人想到却道不明的思考。
以下是书中几段触动的文字
关于成长中的得与失
——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缺陷。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是补不来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属于知识范围，不属于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心爱植物，但是生活艺术，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使我有美的贫乏，而有知识没有美，犹如大海里没有热带鱼。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社会富裕使你们习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会是什么？终极的关怀会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联？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有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为自己而活？
关于国家认同感
——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作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突然，“中国人”这词变成了别人，甚至是“敌人”，而我们变成了“台湾人”。
一个被长年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民族主义的饲料——不管是中国牌还是台湾牌的，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被操弄得变形了。
关于平庸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关于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关于家
——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不要你和我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
关于父母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