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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果实作文

故乡的果实

一想到故乡的树木可以在夏季、在秋天结出成熟的果实,或青或红,还有树上那些果状鸟卵,我便起了思乡之情。

《周礼》中讲:“而树之果,珍异之物。”

一位画家认为人入浴桶而不融化,便是奇迹。我想说,故乡的一些树木,如梨、栗、枣、柿,只要不死,在每一年都会有叶、有花,最终现出果实——由天地精华结成的“珍异之物”,同样是令人感慨、催人落泪的奇迹。

果实的得到合乎自然之道,似乎无需人的操劳。不知不觉就挂果了,不知不觉又熟透了,你伸伸手、踮踮脚便可收入布囊、口囊中,是不是太容易?但考虑到一些果实要从春一直挺到秋天(遭遗忘后,还要囚于霜雪酷寒),我感觉它们真的不容易。它们有的坚硬,有的柔软,干涩时被忽视,红透时被垂涎。枪打出头鸟,棒打出头果。然而它们没有一个会缩回去,就那样饱满、鲜艳、坚定、决绝、气势傲然地挂在枝头,向你远远地抻着,高高地擎着,似乎一声令下,便能立刻跃入你怀中,激荡起惊喜、神秘的浪花——它们在风中不易干枯萎缩,在雨中同样不会如盐、糖那样迅速融化,一旦成为果实,就会终生保持果实的模样,傲立枝头,比花枝招展还要耀目美艳。等着生,也等着死,这多像那种盲目的爱!

这其实是黑暗中沉默的树根的爱,亦曲亦直地奔跑至枝头,终于呈现出这种奇迹;果实为它经历风雨,礼赞日月星,见证一个梦幻世界,果实是根须的讯息接收器,隐秘传递的是幸福,也是爱。

地下土壤中的水分、养分,在根须的小径上跑啊跑啊,直至无处可跑,终于慢慢膨胀成果实,等待着跌落,也等待着被怀念。同样是深情的故事……我应该也是故乡之树奔跑出来的一枚小小的果实,我也有地下的根须,也有会疼的一颗心,或被深情地拥抱、收藏,或被冷漠地咀嚼、遗弃,可是我永远记得童年的大树,那种扣着节拍的岁月秩序和自然年轮,我同样会爱,盲目地爱,爱着爱着,或被隐秘地刺痛,默默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洇湿了人生的底稿——由草木制成的一叠多孔的纸张。

跌落的果实不可重上枝头,我的希望只在于我还拥有自己的果核;没有核的,在故乡不能被称作果,不是让树木送上枝头的,也不能被称作果。

我喜欢一遍又一遍观看甲骨文的“果”,也喜欢一遍又一遍观看金文、小篆、隶书的“果”。在这里,我慢慢看到自己的另一张面孔,“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真的会有这种美好的命运吗?也许我的“果”字是个头重脚轻的小人儿,摇摇晃晃地奔跑着,一个趔趄,将跌入一个什么样的梦?在故乡,我见到太多慢慢活成一枚坚果的人,他们有坚硬的皱纹、遭受过打击的果壳,可是他们的果肉依旧洁白、柔软、醇香,心如仁,可压榨生油,更可埋入泥中重新长出一棵内心苍茫的果树。我爱这些活成一枚枚坚果的人,他们摇摇晃晃地行走、奔跑,难道不正是因为头顶上膜拜世界的果实太沉重了吗?

记忆短暂如金鱼,生命容易灿烂,活着似一场场盛宴,从早晨激动到夜晚,直到夜深。

故乡的果实的记忆应属漫长,它们灿烂过吗?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果实更灿烂的了!难道不是吗?盛宴何来?难道不是根须、不是果实们牺牲着自己,奉献出来的吗?那些生命在黑暗中都应活得激动,彼此游弋在爱的网中,多多少少都有些盲目!

有人畏因,有人畏果。

——故乡的大地,白茫茫真干净,上面却跌落着一枚饱满红艳而健康如昔的果实。

延伸阅读:

天作之合

孙犁认为,旧式婚姻,过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孙犁回忆,妻子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以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了?”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妻子跟孙犁学认字,他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妻子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正因为如此,孙犁的妻子对他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早年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家。妻子临终之前,还向孙犁提起这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孙犁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妻子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孤独的海子

海子去世已经25年了,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

遗 书

我和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一起工作了5年。教研室里面靠墙搭了一个硬板的架子床,用一个五合板与教研室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由胡老师和我住着。

现在想一想,海子就是在他去山海关前一天的黎明时分,在外边的教研室里创作了他最后的诗篇——他的遗书。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拉开我的抽屉去找烟,结果看到抽屉的左边有几沓白色的复印纸,每沓都折了三折,整整齐齐的,一沓一沓摞放着。一般人对自己的抽屉是熟悉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知道的。多了这些纸我感到有些奇怪,打开一看,第一沓纸上,标题是“遗书”,是写给教研室主任的,我赶快把胡老师喊来,我们一起一封一封打开,有写给学校领导的、写给他爸爸妈妈和弟弟的、写给一禾的等。我们感到问题严重,赶快给教研室领导打电话告知这件事。我们一直担心海子,又觉得他是不会死的。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校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孤 独

大家说海子把遗书放得整整齐齐,说明当时他头脑非常清楚,不像有人描述的他去山海关前心智混乱。他确实很清楚,他不是因为混乱而离世,他去世最根本的原因是孤独,因为孤独、寂寞,痛心而死的。

海子因为远离父母家乡、缺少亲情而孤寂,他一直想回家乡,而不想留在城里。

家乡有父母兄弟血浓于水的亲情、农家少女纯朴甜美的爱情和自己心仪的职业——乡村教师,还有到处鲜花盛开的醉人美景。

海子也因为缺少爱情或者爱情受到很大的挫折而痛苦。从政法大学的东门出去,穿过一条不太宽的马路,就是小月河,河上有一座桥,过了桥就是我们散步的花园。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我和海子走到桥上时,好像是聊到有人爱读他的诗,他说:“有喜欢我的诗的女孩,但没有给我做饭的女孩。”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这话时看似很轻松,实际内心很失落。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觉察到他的这种失落,因为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一张笑脸。这之前有一个政法大学的女学生很爱读海子的诗,海子就几次去宿舍找人家,后来他意识到女孩只是爱他的诗歌,并没有喜欢他这个人。于是,他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痛苦之情。

1987年暑假,我们政治系组织老师去北戴河度假。当时北戴河人还不多,一天晚上9点多,海子和我偷偷摸摸溜出房间(按照规定是不能私自出去的),翻过宾馆带有尖刺的大铁门,来到了海边。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天空挂着一轮明月,我们背后耸立着三四十米的山岩,面前的海浪有节奏地冲向海边,然后又退了回去。海子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我说我也是。我们心情都很放松,欣赏着海浪的他不由自主地吟诵到“宽阔的海浪,像万匹白象奔腾而来”,这一富有想象力的诗句,恐怕读者是第一次读到,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海子。

海子也爱讲笑话。去北戴河时我们坐在车上,每个人都要讲笑话或者唱歌,以活跃气氛。轮到海子时,他说他不会唱歌,就讲了个笑话:一个农村的书记组织社员学习,念到该页最后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翻到下一页只有一个字“响”,书记自言自语地说怎么第二页才“响”。海子多次给我们说的一个笑话是:一个诗人认为黄河是母亲河,发誓要去黄河体验生活,创作一首关于黄河的诗歌。一天,他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黄河边,放眼望去,满眼发黄的流水夹带泥沙,一点诗意都没有,诗人很失望,伤心地离开黄河,说了一句:“黄河啊,你真黄!”

他热爱俗人俗世,但又不太谙熟世故。有一次他的妈妈来北京看望他后,他去西直门送妈妈回家。西直门那里是交通枢纽,小商小贩比较多。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商贩卖哈密瓜,不停地吆喝着一块钱一块钱,他以为一个整瓜一块钱,就和妈妈一起吃,一口气吃了13块。吃完后他给人家一块钱,那人说一块瓜一块钱,结果他只好付了13块钱。现在看来13块钱不贵,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钱是他工资的1/4多,但是他描述这件事时,好像是在说别人,似乎并不太在意。在现实生活中,海子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人,但他内心还是很敏感的,比我们普通人要敏感得多。

然而最重要的是海子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他的诗歌很少为圈内诗人所理解或者认可,这是他最大的孤独,天才的孤独。

书 事

读书、买书、写书(诗歌)、借书、教书、还书,即我说的“书事”,海子和我们在一起主要是和书有关的一些事。

大约20年前,我就购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子的诗》,一直放在我的书房,与我朝夕相伴。我时不时翻翻看看,封面上的他对着我微笑,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使我觉着他并没有死。

海子教书也是很浪漫的。不像我们上课前一定要写讲义,海子从来没有讲稿,但是在课堂上侃侃而谈,颇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教的美学课和他的诗歌密切相关。我在他的书架上好像也看见过几本美学的教材,比如《美学概论》等。

一表三千里

部队里的叔叔伯伯,一说到“老表”两个字,就要哈哈大笑。

为什么那么好笑?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手腕上那只泛黄的老表,笑它从来不准时。

叫老表,因为父亲老家数百里人家,几乎都是远房亲戚。尤其是江西、湖南边界地方,血缘上脱不了干系。大概是母系文化的习惯,以表亲为主导。年轻的女人一概叫“表姐”,结了婚的叫“表嫂”,男人们一律叫“老表”。

年轻的父亲是一个文职军官,朝九晚五,到营区抄抄写写,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如果加班,抄一份带红格子的公文,可以赚到五毛钱。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张罗到足够的“副食品”。

公家发放美援资助的主食米面大豆,每天上桌的菜肴就靠各家自己张罗。

每天从营区回来,父亲脱下军服,二话不说,到屋外空地上敲打挖弄,在山里砍来竹子,劈开成长条盖鸡房,挖来红土围土墙,到田里捡稻壳喂小鸡。

我随父亲到山里劳动,跟庄稼人在山里找竹笋。阴绿的竹林嘎嘎响,父亲放开嗓子,吆喝起来,“赫,赫,赫”。

父亲有一个“老毛病”,时不时要发作一次。好端端地,他突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理人,不抬头,揣着酒瓶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天地色变之后,他醉倒吐完,倒头睡大觉。

老毛病一犯,母亲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哄,“起来,炒花生米吃,好不好”,“去小街买芋头回来,煮水沾盐巴,真好吃呢”。

哄劝不成,母亲最终要拿出看家本领。

她拉起嗓门,普通话闽南语夹杂发功,赏父亲一顿结实好骂:“男人家,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大声讲出来。回到家里,给老婆小孩脸色看,算什么男人。放在心里,假鬼假怪,闹别扭,给婴仔得惊(让小孩受惊),带累全家,还算什么查伯郎(男人)。”

母亲说得来劲,一进一出,把门甩得砰砰响。

一阵五雷轰顶,父亲从床上坐起来,呆坐屋外,看着妈妈进出忙碌,直到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

这样的晚上,我们就会有好菜吃,红烧肥猪肉加豆腐干,辣椒炒豆腐,还有一大锅剩菜面疙瘩汤。

母亲差遣兴致高昂的我们到部队,把两位老表伯伯喊过来吃饭。

张伯伯、蔡伯伯,比父亲年长二十多岁,他们把头靠得很近,唧唧咕咕很神秘。

蔡伯伯瞪着一对老大牛眼,压着声音说:“我们这些人活到现在,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张伯伯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摆,训斥道:“你想怎么样?现在,命保下了,有吃有喝,你还想怎么样?”

两位伯伯伸出手,指着我们:“小孩你还养不养?日子还要不要过?”

几番微言大义,折腾一个晚上。

隔天,年轻的父亲又是一个缝补归位的布娃娃,完好如初,上班下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丁丁当当,屋前屋后敲打起来。

那年,父亲刚满二十,考上中山大学。

眼看时局混乱,资助他念书的人不能再帮他,父亲和几个同年龄的儿时玩伴商量,一起去投军。

因为读书识字,父亲立刻担任小排长,派在一个废弃的村子里,上面没有领导。

几个老乡兄弟看着苗头不对,背着小排长,纷纷连夜跑回老家。

父亲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兵全跑光了,害怕得不得了。

有人告诉他,小排长督导失责,只要跑到另一个部队,就不会受罚。

父亲立刻逃到另一个大部队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的新部队翻山越河,一路往南撤退。

父亲和六个新兵组成开路先锋队,走在大部队前面。山间随时有人放暗枪,不到两星期,七人先锋队,剩下三人。

父亲学到一个窍门,只要往回跑,山上的冷枪就会停止。有几次,他抱着头,踩水往后跑,保住性命。

部队到了台湾,扎营在一个滩涂之地的小渔村,整日无事,没有任何命令。

半年过去了,二十一岁的父亲百般无聊,跑到渔村里,去找女孩子玩。如此一来,认识一个海边捡蛤蜊的姑娘,时年十五岁的我母亲。

父亲五十多年的台湾岁月,于兹开启。

哥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住在一处土房,台湾话叫“土角厝”。四四方方的土块,混着稻草,一块块垒上去。竹子做屋梁,覆上灰黑瓦片。瓦片很薄,从缝隙里看得见蓝蓝的天,脱下鞋子,就是冰凉的土地。我家和五头猪为邻,共用一道墙和一条小水沟。

父亲一个月能领到薪饷六十块,土角厝月租二十块,烧饭用的铁仔炭十块钱。母亲从娘家带来一块日本花样白桌布,平整地铺在豆腐板子上。一张桌子,一张竹床,两只洋瓷盘,四只碗,一个军用茶壶。屋里不设椅子,那张桌子靠着竹床,手一碰就唧唧晃动。

吃饭的时候,母亲在我们的饭上,浇上青菜汤和酱油。虱目鱼两面煎好,撒上盐和酱油,鱼肉做得非常咸。一个蛋打散了,放进大量的小葱和辣椒。我至今记得那喷香的三餐。

美好记忆都跟快递有关

如果你在放学时段漫步于任何一所大学校园,几乎都能看到如下画面: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被一群正当青春的少女团团围住,她们或高举着手机摇晃,或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希望被注意到,外层的人挤都挤不进去,场面几乎失控。这并不是某位韩国长腿“欧巴”空降校园,只是妹子们在找快递哥领包裹。

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平常还好,碰上各种大促销的时候便很夸张。当然,我也是快递哥的拥趸之一,在没有他的短信的日子里,生活是那么无趣,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

室友阿汤追美剧《福尔摩斯》追得走火入魔,她自顾自地仰天长叹:“好想有个线索来让我破个案啊!”看她那么无聊,我把我的手机递给她:“诺,我刚收到一条快递哥的短信,你要不要就这个神秘线索来破个案试试?”她拿过手机,认真思忖起来,逐字念叨短信内容:“请11点30分至1点30分到校门口黄色卡车处领取您的快递,也可在19点前到门店自取,您的编号是13。”念完,她神叨叨地抽丝剥茧分析起来:“据我观察,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短信,而是一条求爱短信,他其实是在暗示你,他给你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他很有耐心,可以傻等你两个小时。他条件很好,不仅有车,还有房,而且还很抢手,在你前面,已经有12个女人在排队向他示好了。这样的男人太难得了,你应该好好珍惜。”说罢,她得意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满脸黑线:“哈哈,你真的是够了!”

阿汤的话自然是逗趣,但不可否认的是,快递哥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在女生中搞一个“大学期间见面最多的异性”的评选,相信“快递哥”会打败“男朋友”荣膺榜首,因为单身和异地恋会拉低“男朋友”选项的比重,而谈恋爱的女生依然每天收着快递。

当然,快递哥只是个具象的谈资和习惯的恶搞对象,我们爱的其实并不是快递哥,而是快递本身。对喜欢网购的女生而言,最幸福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也不是“在一起”,而是“收快递”。

为什么这么多的姑娘热衷于网购呢?要我们承认自己又穷又宅又懒太残酷,我宁愿用一种浪漫的方式委婉道来——因为网购满足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完美主义。

只要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甚至能找到比自己脑海中设定的还要完美的东西。网购更给了各种突发奇想以实现的可能,我在一帮“神人”的启蒙下,知道了世界上原来有家用爆米花机、自动贴膜机、煎饼果子机等神物的存在。

暂不说买来的东西最终实用与否,这种“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有”的购物体验,难道不让人觉得过瘾吗?在点击搜索键之前,你自己都不确定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就像一场,赢了,皆大欢喜,输了,反正无成本,再搜个别的试试。

以前见到小伙伴穿了自己很喜欢的衣服,会问一句:“能告诉我哪里买的吗?”现在多是说:“能把它的淘宝链接发给我吗?”在男生眼中,大街上形形色色的女生分为两类:漂亮的和不漂亮的;但在我们眼中,只分为穿爆款的和不穿爆款的。连议论爆款都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你看,这件毛衣是39块包邮的。”“那条裙子原来只有模特穿着才好看。”“这条围巾跟图片比色差也太大了吧!”……

碰上室友大晚上的还在暴饮暴食,我根本用不着说什么热量脂肪卡路里,或者拿长胖变丑没男友的恶毒诅咒来警告她,只需轻飘飘地说出“大码女装”四个字,就足够把她吓得大骂自己。

网购的日子简单轻快,每天与快递哥的相见是幸福的,看到他的短信就立马奔下楼的劲头,简直是奋不顾身的爱情加上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知道以后的购物方式会发展成啥样,是空间移动还是实物立体打印?只知道,没准儿等我老了,回想往事的时候,美好记忆都跟快递有关呢。

在途中

白天,黑夜,骑着时间的斑马。

死亡是绝对理性,

等我老了,就靠记忆喂养。

在那之前的皮开肉绽不过是重生而已。

更何况我的心要

拥抱平静中最绚烂的存在,

用温暖去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