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上海的一些导游词，欢迎阅读借鉴，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静安寺导游词
静安寺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1686号。向为著名江南古刹。据碑志，建于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十年(247)，创始人为康僧会。寺址原在吴淞江(今苏州河)北岸，初名沪渎重元(玄)寺，唐代一度改名永泰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改名静安寺。南宋嘉定9年(1216)因寺址逼近江岸，昼夜受江水冲击，寺基有倾圮之危，住持仲依乃将寺迁至芦浦沸井浜一侧，即现今寺址。
静安寺迁至今址后，规模逐渐扩大，至元时，蔚成巨刹。寺内有8处名胜，即：三国时所立“赤乌碑”、南北朝时所植“陈朝桧”、原于神僧智严异行而流传的“虾子潭”、南宋仲依所建“讲经台”、沸井浜中突沸的“涌泉”、诗僧寿宁所筑方丈室“绿云洞”、行人取道渡吴淞江的古渡口“芦子渡”、东晋遗存防御海寇的“沪渎垒”。寿宁搜集历代诗人题咏，编为《静安八咏集》行世，静安寺由此声名远播。明洪武二年(1369)，铸洪武大钟，耗铜六千斤，上有“洪武二年铸，祝皇太子千秋”铭文，至今呜响大殿，声洪震远。
清初以来，寺屡经兴废。雍正年间，住持孚庵，因寺院田产案胜诉，维护了静安寺的田产，并勒石记其事。乾隆六年(1741)礼部侍郎麦焕捐款重修大殿。乾隆四十三年(1778)歙人孙思望倡议集资重修殿宇。上海道(长白)盛保又修建寺前涌泉亭，并于寺东建报恩院供僧众居住。寺僧大海，曾将寺内被火焚余的宋代银杏树干，雕成十八尊罗汉及一尊韦驮像于寺内供奉。咸丰同治之际，静安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唯余一座大殿。住持鹤峰在缙绅李朝观、姚曦、浙江富商胡雪岩等资助下，于光绪六年(1880)重建静安寺，翌年四月初八寺宇落成，按佛教仪轨举行隆重的浴佛节，四众云集，车水马龙，商贾辐，蔚为奇观。自此形成有名的一年一度静安寺庙会，“三月三到龙华(看桃花)，四月八到静安(逛庙会)”遂成为沪上民谚民俗。光绪九年(1883)由李朝观作记、住持鹤峰勒碑，《重建静安寺记》碑文今仍保存于大雄宝殿前壁。
光绪二十年(1894)住持正生于大殿左右两侧增建两座楼房，再次修葺全寺，使静安寺恢复旧观。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南翔建“静安南翔塔院”一座，将静安寺历代祖师灵骨迁葬该院，并建祖师祠，供历代祖师牌位。塔院旁建有僧舍，派专人管理。直到民国年间，尚有七十三间房屋，土地六十四亩。
1920xx年至于1920xx年，静安寺成为上海和全国佛教活动的重要寺院之一。1920xx年，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会址设于静安寺，著名爱国诗僧寄禅(八指头陀)任会长。次年，寄禅为保护全国寺庙财产，赴京请愿未果，不幸圆寂于北京法源寺。上海及全国佛教界在静安寺召开追悼大会，太虚大师在会上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对全国佛教影响很大。1920xx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在静安寺如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冶开、熊希龄为会长，清海为副会长，圆瑛为参议长。
1920xx年，寺前填浜扩路，筑成通衢，命名为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沪西一带日见繁荣，香火鼎盛，礼佛游览者洛绎不绝。寺宇不敷应用，1920xx年，寺僧常贵会同沪绅姚文栋等人在大殿东兴建三圣殿，基本形成目前寺院之主体格局。
1930-1940年，志法、志汶先后出任住持，任内无所建树，而寺产纠纷兴讼不断，留下许多后患。1941年，德悟法师继任住持，革弊图新，转向佛学教育，注重佛学研究，曾举办数十次佛学讲座，分别礼请应慈、圆瑛、芝峰、丁福保、赵朴初、蒋竹庄等高僧、大德主讲，同时成立静安寺护法会，会同监院密迦整顿寺务，寺风顿有起色。
抗战胜利后，在住持德悟、监院密迦主持下，在原山门之东，另建一座仿唐新山门，由邓散木(铁翁)题额“静安古寺”。并在新山门前、“天下第六泉”井栏一侧，竖立一座古印度阿育王式梵幢，成为静安寺标志。工程竣工后，又逢四月初八日佛诞及静安佛学院开学，在揭幕典礼上，太虚大师以三喜临门，亲自主持剪彩，拈香礼佛，欢喜赞叹。与会僧俗逾万人，成为当时沪上佛界一大盛事。
在此期间，静安寺还于寺后门向华山路，创办静安小学。于南翔建立静安农村实验学校。该校由持松、白圣、赵朴初、毛效同、顾恒(暨南大学农学教授)五人任董事，由大同法师主持教务。两校经费均同静安寺负担。
1947年春，住持德悟、监院密迦委托周孝廉、奚亚夫二律师，联名致函上海市佛教会，主动提出愿将静安寺由子孙剃度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请市佛教会主持推贤选能继任静安寺方丈。同时，静安寺会体僧众也赞同德悟、密迦这一建议，亦函呈上海市佛教会请求改制选贤。于是，上海市佛教会尊重住持德悟法师及全寺僧众愿望，于是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召集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及全寺僧众，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改为永久十方丛林，并公推持松法师为改制后首任住持，兼任静安佛学院院长。持松法师接任时，提出四项要求：“一、静安寺既定为十方丛林，今后住持选举，应由佛教会会同本市诸山代表及本寺两序大众公推，以示大公而杜流弊。二、静安寺应作为佛教文化事业中心，逐渐减少酬应，以期成为纯粹弘法之道场。三、寺内经济应行公开，尽力所及，举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以符佛陀救世利生之旨。四、本人潜心内学，不善外缘，重违大众嘱托，除寺内行政大计如需本人主持外，其余事务，概由监院领导诸执事分别负责。所有琐务应酬，幸勿相累。”获得与会者一致通过。持松法师担任住持后，任命白圣为监院，四项规约，得以实施，寺务大有进展。
静安佛学院建于1946年春，聘太虚大师为首任院长。后持松法师继任院长，白圣为副院长。育枚为教导主任，圆明、守成、妙然先后任监学。师资一时称盛：原金陵大学哲学系主任本光法师讲授佛学概论、比较宗教学、唯识论等课程，道源法师讲授“贤首教仪”，度寰法师讲授因明学，林子青教授讲印度佛教史，关德栋、陈诒先教授先后讲国文，秀奇法师讲授美术。学僧行后就读者近百人。学风严谨，学术气氛甚浓厚，来院作讲座的先后有太虚大师、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法舫法师、能海上师、雪嵩法师、暨南大学牟润孙教授、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倪青原教授等。第二年，学僧自己创办了《学僧天地》杂志，除发表本院学僧研究文章外，为《学僧天地》撰搞的著名人士有南洋慈航法师、佛教学者大醒、法尊、霭亭、南亭、雪嵩、演培、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季羡林、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等。因经费困难，仅出六期，但在佛教界有一定影响。1948年初，静安佛学院曾易名为静安学苑。
1948年初，静安寺拨出沿街楼房一处，创立佛教平民诊疗所，持松法师任所长，白圣任副所长，秀奇、乐观先后任事务主任，聘费仲华、郑葆湜、李光佑为内外科主任，李根源为牙科主任。面向贫病之众，施诊给药，救难拯贫，慈悲济世。为筹募医疗基金，由持松法师发起，敦请海内书画名家捐赠作品，举行义展。当时有张大千、邓散木、唐云、白蕉、郑午昌、马公愚、施叔范、张炎夫、申石伽等三十多位名家义赠书画、扇面二百余件，沪上各大报均以一定篇幅报道静安寺佛教平民诊疗所的施诊盛况。这一慈善事业，深得社会群众嘉许。
建国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两次拔款修理静安寺，成立修复委员会，由圆瑛、持松、苇舫、清定、赵朴初等十四人为委员，圆瑛任主任。1953年，方丈持松法师在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接续了我国自五代以来失传已久的东密。坛场设于法堂楼上。中间主坛称“大坛”，是修法时主要坛场，供奉毗卢遮那如来、不动明王、受染明王三尊塑像。左坛称“护摩坛”是修法时焚点乳香等作为供养的坛场，上供普贤延命金刚，后挂“金刚界大曼荼罗”。右坛称“圣天坛”，上供如意轮观音菩萨，后持“胎藏界大曼荼罗”。东西两壁挂传承真言宗的八大祖师画像，分别为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善无车、一行、惠果、空海。东边一室，中供孔雀明王，两壁挂密迹金刚和真言宗历代祖师法系表。西边一室，左供奉大黑天，右供奉诃利帝母。两壁挂十二诸天：东壁为月天、地天、毗沙门一、风天、水天、罗刹天;西壁为日天、梵天、伊舍那天、帝释天、火天、炎摩天。从此，在持松法师主持下，寺内日常修习密法，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修法大会，传授密法，为弟子灌顶。每逢香期佛诞，全寺开放，香客游人，一时称盛。1966年“文革”中，寺庙遭受严重冲击，佛像被毁，法器文物等劫掠一空，僧众被逐，整座寺宇被改为工厂。
1983年，静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之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拔乱反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认真落实，静安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静安寺修复委员会。由会长真禅法师任主任，副会长贾劲松副主任。在广泛征求佛教界及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按原样恢复。僧人也陆续返寺，一批幸存的古文物也相继归还。1985年静安寺修复开放后，淦泉法师任住持。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心下，全寺僧职人员共同努力，坚持农禅并重的传统，勒俭起家，从零开始，自养自立，香火日盛，法务再兴。1985年，静安寺修复真言宗密坛期间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第二次“空海入唐求法至长安之路”访问团参访静安寺，团长内海有昭、副团长静慈圆、秘书长前有隆，赠送了部分密坛法器，使真言宗坛场得以较快恢复。同时建立了“持松法师纪念室”，陈列持松法师海内外弘法的照片、生前著作、书画作品、日常起居用具等。1987年，度寰法师任住持。1988年，新建大雄宝殿，由赵朴初居士题额。
1988年3月度寰法师圆寂后，同年10月，由真禅法师兼任静安寺方丈。香港李国庆居士夫妇捐献汉白玉观音菩萨立像一尊，供奉于圆通殿。次年，新加坡居士刘庚宇等捐资从缅甸请回高3.6米的释迦牟尼玉佛坐像，供奉于大雄宝殿。1994年，新建三层楼僧寮与上客堂，文物楼、寺务处办公室先后落成。是年十月举行持松法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与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美、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及港台地区佛教界友好人士、北京、江浙鄂皖、本埠诸山大德、学者专家、护法居士近千人与会，盛况空前。落实政策以来的十年，静安寺的发展与修复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此外，建于明正德年间的位于宝山区罗店镇上的玉皇宫，于1988年改称梵王宫，作为静安寺下院，由静安寺前监院从达法师住持。静安寺在自身修复的情况下，仍然拔出款项，支持梵王宫的修建开放。1993年，梵王宫改名“宝山净寺”，更具规模。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赴礼佛，并为安养院题辞：“老有所终，大同理想。报众生恩，法老为上。如奉父母，如敬师长。美哉梵宫，不殊安养。”
1995年底，慧明法师调来静安寺任监院。1996年初，成立了以德悟法师为主任的新的寺务委员会，在集体领导和民主管理方面又遇上新台阶。期间，慧明法师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佛教友好研讨会汉城大会，出席了尼泊尔蓝毗尼阿育王石柱发现一百周年庆典以及由中国援建的“中华寺”奠基仪式。他在参访尼泊尔加德满都斯瓦声杨布寺时，请回了佛陀舍利。
静安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响应中国佛协建立人间佛教的号召，实行文明敬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寺院文化品位，发扬佛教优秀文化传统，热心为社会慈善事业献爱心，作贡献，对抗洪救灾、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儿童、扶贫救困、并为西藏日喀则地区援建“上海赤乌希望小学”一所，受到了佛教信众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静安寺素斋，久负盛名。门市供应素食、素面，每日供不应求。每年中秋，精制净素月饼，成为馈赠亲友佳品，深受海内外信众欢迎。
目前，静安寺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还将规划改建与扩建。除主要建筑：赤乌山门、兜率殿、大雄宝殿、圆通殿、真言宗坛场、文物楼、功德堂、素斋部、僧寮外，还将兴建法堂、藏经楼、佛教图书馆，复修“静安八景”等。寺内收藏佛教文物甚多，有宋光宗赵惇为太子时所书“云汉昭回之阁”碑(建国初，经市古碑展览认定为上海最古之碑)、明洪武二年(1369)所铸大钟、历代名人字画，包括苏轼《心经》书卷、文征明、陈继儒、张瑞图、伊秉绶等书轴长卷、扬州八怪、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画轴，王一亭佛画多幅。有汉魏至清代石刻、铜铸、鎏金、白瓷、漆金佛像多尊。有《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影印宋《碛砂藏》(全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日本《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每日殿堂均对香客游人开放。1985-1995十年间，共接待海内外信众达120万人次，并与欧美、东南亚、南亚、东亚诸国及港澳台等地区佛教界有经常的联系和友好效。静安寺一派欣欣向荣，正迈向新的世纪。
上海城隍庙导游词(新)
上海地区供奉城隍由来已久。早在宋淳佑七年(1247)，华亭即立城隍庙。上海在置县前，也供祀城隍于淡井庙，以作为华亭县城隍行殿，后人称老城隍。明朝开国后，于洪武二年(1369)，诏封天下州县城隍府神为显佑伯。
相传上海的城隍神姓秦，名裕伯，字景容。为宋代尤图阁学士秦观八世孙。元时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元末避兵扬州，转徙上海。当时占据苏州的张士城派人前往招用，为其拒绝。吴元年及洪武初年，朱元璋几次淮备起用秦裕伯，秦均称疾不出。初定天下的朱元璋对于秦裕伯隐卧上海甚感不安，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深虑由此“海邦不靖”，即下手渝：“海浜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後悔。”手谕的意思十分明白，秦裕伯只得应召人朝，次年拜待制，旋为治书待御史。洪武三年，设科取士，与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洪武六年(1373)病卒，葬于上海长寿里。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也”，因而，海滨之民怀着感激与敬重，奉祀其为城隍神。
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张守钓将原位于县西北的霍光行祠改建成具城隍庙。据至元《嘉禾志》引《吴越备史》载，相传吴王孙皓病重时，有神附体一小黄门，对孙皓言道：“华亭谷东南有盐塘，风潮为害，非人为所能防。臣本汉霍光也，愿统部属镇之。”遂立庙祀汉博陆侯霍光，是为上海祀奉霍光之始。
上海的霍光行祠又常称为金山神庙。金山庙改成城隍府後，前殿仍奉祀金山神霍光坐像，後殿则供奉秦裕伯。改建之初，城隍庙规模尚小，以後历代都有所修葺。全盛时，包括有大殿、中殿、寝宫、星宿殿、阎王殿、财神殿、文昌殿等殿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庙侧起造东园。乾隆时，由全县士商捐纳，购潘氏豫园故址，归城隍庙，称西园。重加兴修，所费资产累巨万，极泉石之美，以作娱神乐神之用。府基一度达70亩，称盛一时。其时，江南奉祀城隍“尤谨”，开堂皇崇，寝阁羽卫，“庙制辄拟古诸侯，又极池台园囿之观，吴越所在者皆然，而上海为尤盛”。与盛大的庙宇相一致，上海人对于城隍神有着特别虔城的奉祀：先是松江民俗，每重祷献，而于城隍庙尤甚，如祈病祈福，富室用全猪羊，贫者用三牲首，日元虚晷，佥云城隍有炅，能祸福人，别府铯无此事。除夕日，家家户户备牲醴，前往城隍庙瞻拜。牲醴香烛，源源而来，香火称旺一时。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朔，城隍神出巡祭厉坛，迎送间，彩旗、灯幡、鼓乐、戏妓、烟火、舆马，备极豪华、隆重，“虽王侯不能拟，官府不能禁”。历经数世，在沪人的心目中，上海的城隍神“御灾捍患，素者威灵”，士民对其感恩戴德。清代曹一士曾应邑民之请，为城隍神作《颂序略》，其中记载了送样一则故事：顺治十年秋，一直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张名振引兵人吴淞。苏州总兵王璟时掌军务，督战上海，见对方旌旗蔽空，海艘鱼贯而入，一时竟不知所措。是役，清兵溃败。不久，江宁巡抚周国佐按临上海，王璟深恐其畏敌逃避之迹败露，遂先发友制人，诬告上海百姓犯通海之罪。周国佐信以为真，决定屠城，淮备从南浦至静安寺，承数烧杀。上海知县阎绍庆及乡绅曹垂灿等闻知，急忙赶赴抚台行营，长跪陈请，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保。自朝至暮，再三恳求。周国佐仍一意孤行，下令鸡鸣时分纵戮。夜半，城隍神显形巡抚官廨，朱袍象简，赫立阶下，周国佐见之，心意稍动。稍顷，城隍神又显形，对着周国佐“直视摇首者数四”。于是，周国佐收回屠城之令，全城百姓终于免遭屠戮。这一传说，反映出上海的老百姓已将能保有家室、安享太平归功于城隍神之赐。
也有说城隍作为神，是由《礼记》中所渭“天子大蜡八”而来。天子要祭八种神，其中有“坊”与“水庸”，大略是对城堑、护城沟渠之祭，这是对城市守护神的祭札。明代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谈到了城隍之祀：城隍之在祀典，古无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卫内，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于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号，前代因袭，其来久矣。後世的城隍正是被赋予了城市守妒神的面目与功能，御灾难，安生聚，垂丰穰，庇百姓。城隍庙亦就因此成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祭典埸所。地方官府朔望进香，祈晴祷雨，并常藉以宣讲乡钓。士庶禳病祈福，牲醴香楮，祷献报赛。这也就难怪城隍庙庙宇崇闳，香火繁盛。
自清末以来，上海的城隍庙又多出一重功能。当时辟出西园的部分，租于商家。此例一开，园中广设商店，竟成集市，城隍庙各种土特产、美味食品的声名不胫而走。另外，东、西园园囿之胜号称一邑之冠，游赏者颇多。各种花会，如四月下旬兰花会，九月中旬菊花会等，常设于东、西园，各神庙会、灯会又常以城隍庙为盛。三月二十八日，传乃城隍夫人诞，上海街巷悬灯亦一如天后。
作为海滨城市，上海的城隍庙还兼有着护海功能。明初城隍庙改建之时，大门有坊，其额曰“保障海隅”。清同治时又加封“护海公”，匀天后神合力护庇南来北往的海舟，“上海地濒溟渤，华夷于兹互市，北达燕齐，南连闽粤，舳舻衔尾，鳞萃麕集，往往惊涛骇浪中，神之灵异与天后相佐佑”。进出黄浦的船艘，则必向天后官、城隍庙烧香祈祷。“惯驾沙船走北洋，船头四望白茫茫。得归庆幸团团会，天后城隍遍爇香。”每次城隍庙修葺，不仅上海商民踊跃捐赠，不恤财力以助，四方富商巨贾也皆“捆载辐辏而集”。上海城隍庙由此得以称盛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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