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时候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所谓老师，就是(用来)传授道理、授与专业知识、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道理的，谁能够没有疑难问题呢？有疑难问题却不跟老师请教，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便终究不会解决了。出生在我前面的，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跟随他,以他为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他懂得道理要是也比我早，我也跟他学习。我学习的是道理，哪管他出生在我之前还是在我之后呢？因此，不论地位高还是低，不论年龄大还是小，道理存在的地方，老师也就在那里。
唉！从师学习的传统不被继承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难问题是很困难的了！古时候的圣人，超出一般人够远了,尚且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不如圣人也够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辱。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蠢。圣人的所以成为圣人，愚人的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们；对于自己呢，却不肯从师学习，这真糊涂了。那些儿童们的老师，是教给儿童们读书和学习书中文句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传授道理、解释疑难问题的老师。不懂得书中的文句就从师学习，疑难问题不得解释，却不向老师请教，小事学习，大事反而丢弃，我看不出他们明白道理的地方。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不把相互学习当作难为情。读书做官的这类人，一听到有人以“老师”、“学生”相称，就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就说：“他和他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称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称官位高的人为老师，就近于拍马。”唉！从师学习的传统不能恢复，从这里可以知道了。巫医、音乐师和工匠，是所谓上层人士看不起的，现在那些“上层人士”的明智程度竟然反而不及这些人，岂不是可以奇怪的么！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才能并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那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的。”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及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能业务各有钻研与擅长，不过这样罢了。
李家的儿子名叫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注全都学了，不被时俗拘束，来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代的从师之道，写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赏析：
《师说》赏析
韩愈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中国是一个有着尊师传统的国家。古人曾用“天、地、君、亲、师”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天”和“地”都是虚的，教师是排在国君和父母之后的，实际上名列第三位，可见其重要性*。教师是传播人类文明的使者，没有教师，人类的文明之火就无法传递下去。韩愈看到这一点，并对魏晋以来直到唐代社会上形成的以从师为耻的风气深为不满。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教师具有“传道、受业、解惑”的重要作用。韩愈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传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发扬光大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正统思想。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他明确指出，自己所说的道，非老子之道，非佛家之道，而是儒家之道，即“古之欲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历代奉为圭臬。韩愈是以传这个“道”为己任的。因此，对道的理解是解读《师说》的一把钥匙。“受业”也是受儒学之业；“解惑”是指解答学者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遇到的疑惑问题。三者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超出儒学范畴，因此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就严格区分了两者的不同，实际上是点明了论题的核心。
至于本文的写作特点，最突出的应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了。宋代学者黄震在《黄氏日钞》中写道：“(《师说》)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形，子且择师，况身乎?末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乐、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黄震用了“轻重相形”四个字，精妙至极!孰为“轻重”?何谓“相形”?圣、身、士大夫为“重”，愚、子、巫乐、百工为“轻”。“相形”就是对比。以轻衬重，轻重对比，从而说明重者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过我认为还应深入一步。韩愈何必列三组轻重相形呢?岂无堆砌赘疣之嫌?我认为，“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是远与近、上与下的对比，目的在于区分圣人与愚人产生的原因，强调圣人具有虚怀若谷的品质，众人就更应该从师。但是，拿圣人这样的“高标”来要求众人，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于是第二个对比出现了：要求孩子从师，自己却以从师为耻。自身应做孩子的表率，不应对孩子要求严，对自身要求宽。这是身边事，贴切，实际，增强了说服力。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地位低下，正是这些被士大夫瞧不起的人，也像圣人一样具有从师的品质。至此，读者恍然大悟：第一个对比是拿比自身高的圣人来相形，第二个对比是拿身边事来相形，第三个对比是拿比自身地位低的人来相形。无论比自身高的还是比自身低的，都具有从师的品质，就连孩子也具有这种品质，惟独“自身”不具备这种品质!这就撕下了以从师为耻的士大夫的虚伪的假面具，使之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