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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中生长

炎热的双休日,看完了一厚本《沈从文的后半生》。

他只是一个寂寞的文人,这本厚厚的后半生,看完,我却觉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想明白了的人。他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三十多年,与器物与裂帛打交道,远离了喧闹的世界,彻底地不发声了,掩藏到了岁月深处。有人说,他晚年的长相,像一尊弥勒佛。

那个特殊疯狂的年代,周围很多知识分子承受不住压力、变迁和自尊的深度损伤,精神崩溃或主动结束生命,他也不能幸免,不同的是,他经历了短暂崩溃后却逼着自己想通:下放的川南小乡村,腊月二十九,老油灯下,夜读《史记》读《列国志》,以古鉴今,世上本无新事。

有一个细节很有感慨,最初的一个普通参观者,后来成为沈从文晚年重要助手的王予予,第一次进到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马上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给我讲”,当时是铜镜展,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个柜子他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约好第二天来看,前后看了一个星期。中午,有时是一片面包加一根香蕉解决;或者沈带他去家里吃面条。最后他才记起问对方的名字,对方说:我是沈从文。

他怕时间不够用,着手编写古代服装史,编写陶瓷史,西南漆器史,家里面积小,常常资料摊开不够用,工作吃饭一张桌。

后半生,如他所言,于寂寞里慢慢生长。他在上海的电车上画过一幅铅笔速写,配文:“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小,实在十分沉静。”很静的一幅图,也是他的心境。人难成易毁。也许这是他的变通之法。他总在算自己的时间,时间无多,无法对抗俗世,只能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寻找一种平衡。

在下放或考察古物的时期,他写了很多家书,其中一封这样写“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的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这种动人的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骨肉灵魂一应俱全”。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这种寂寞里生长,还离不开对他来说“极离奇”的另一种东西,音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分期付款买了电唱机,听交响乐,大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沉浸在天籁深处,没有杂音,那是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帮他遮风挡雨。他结结实实地活了下来,八十六岁终老。莫名地想起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调侃的话,大意是:“某天,看到桥上走来一个胖女人,感觉很难过。”读后,忍不住大笑。

八十年代受邀去美国讲座时,有一老太带一裙子问他干什么时代,他讲大约在同治、道光年间,老太又问多少钱,他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在美国,二姐张充和家,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忘了给他,他会孩子似的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情节,聪明人的哪根筋好像都是通的。

一直对这一个场景印象很深,一九八二年,在黄永玉的陪伴下,沈从文最后一次返回老家凤凰:清晨,茶几摆院子里,雾未散去,青石板路上有露水。沈静静地喝着豆浆,说家乡的油条:“小,好。”黄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懂得就值得”,沈闭着眼,躺在躺椅上静静地说。

沈从文去世后,夫人张兆和在小羊宾胡同的狭窄阳台上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都是沈书中那些可爱女孩的名字,有一种虎耳草,是《边城》里翠翠最喜欢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