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年12月30日去世了，他那双手被长长的寿衣袖子盖着，看不见了。
在我刚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我不想看到爸爸的那双手，特别是那只右手，我很怕，怕那只手打我。我是家里老大，挨着我的妹妹比我小两岁。从我一上学开始，爸爸就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每个星期天早点一吃，他就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让我把语文书放在写字台上，翻到新学的课文，用标准的普通话读给他听。我读课文时不分逗号和句号，爸爸就让我重读，读着、读着，我又不分逗号和句号连读起来。三次后，爸爸就用他那只右手给我一巴掌。爸爸脾气不好，只说三遍，错了就打。特别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虽然在班上我是学习很好的学生，由于爸爸要求高，我也常常挨打。
我不想过星期天，我很怕爸爸的那双手，怕挨爸爸的打，我恨爸爸的那双手。
我从小还是爱学习的，而且很努力，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没有下过第二名。
后来可能是每次期末家长会，奶奶去参加，把我期末的好成绩和班主任对我的表扬带回了家，同时我下面的妹妹们也都上学了，爸爸也累了一星期，到星期天家里活还有些要干，也就不过问我的学习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爸爸的那双手很巧。他用竹片削成一段一段的竹棍，用火一烤弯成衣服架子。他用小玻璃片和硬纸筒给我们做成万花筒。他还把废硬纸板用刀子裁成一样大小的四方块，再用牛皮纸条连接，做成能翻出花形，而且是市面上玩具店里买不到的玩具。特别是爸爸用一根细长的铝片给我做了一个学生用的米尺。同学们都用的是在文具店里买的木头的、红红绿绿的米尺，唯独我用的是一个铝做的、上面不是印而是深深刻着尺度的铝米尺。阳光下它闪闪发亮。
爸爸的那双手不但很巧，还很勤快。我小时候住在东梆子市街81号的大院里，院子里住过几家人，从来没有见过谁家过年打扫房屋。我们家在那里住了30多年，从我记事起，每年爸爸都要在过年前把家里能移动的家具搬出来放在院子里，用长长的竹竿绑上干干净净的笤帚，把屋子里的墙壁和屋顶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把擦干净的家具搬回去。爸爸每年都买一张新年画贴在墙上，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过年的春联和门上的福字都是自己亲手写，亲手贴。
60年代初，人们做饭取暖用的是煤，街上常看到有人拉着黄土卖，这黄土是和煤混在一起做成煤饼和煤球用的。我家没有买过一次街上叫喊送到家门口的黄土，都是爸爸那双手把一个粗的竹筒破开做成扁担，挑起前后两个筐子到城墙边的土堆上挖的。爸爸把混在一起的煤和黄土加上水和得比较稀，拿一个不用的小饭勺在把上绑上一个小木棍，再拿着这个绑了长长把的小饭勺，一勺一勺地把和好的煤舀起，倒在地上铺好的灰上，做成一个个鸡蛋大小的煤球。有一次，爸爸把勺子放下进屋去喝水，我赶紧拿起插在煤里的小勺子，也想像爸爸那样自如地做几个煤球。可是，勺子在我手里不听使唤，做出来的煤球，不是大就是小，样子很难看，而且勺子下面还带出一块块煤点子。本来看爸爸舀出的一个个煤球很自如，大小均匀，和煤店里机器做得差不多，而我费了那么大劲舀出的煤球那么不好看，我的手真笨，和爸爸的没法比。
后来煤店里卖蜂窝煤了。爸爸又用铁自己做了一个双手扶着把柄，用脚一蹬就出来一个蜂窝煤的工具。爸爸把煤和得很干，把这个工具在和好的煤上用力墩几下，用脚在上面一踩，一个蜂窝煤就出来了。虽然不像煤店里机器压一下出来一个那么快，但是爸爸一个星期天做的也够我们烧一个星期了。我知道爸爸用这双勤劳的手做蜂窝煤是为家里省下了钱。
60年代，人们吃不饱的三年里，为了我们姐妹们不挨饿，上了一个星期班的爸爸从不休息。星期天一大早，他把毛巾缠在自己做的扁担上，担着前后两个竹筐子到离家很远很远的农村去买农民自留地里种的老笋瓜、老茄子和萝卜来充饥。爸爸去很远很远的马蹄寨，而我们家住在西门附近的东梆子市街。累和饿让爸爸的脸浮肿了。后来，他又用自己的双手做了一个在地上能拉东西的简易平板车。每个星期天去东郊农村买萝卜、茄子之类的蔬菜给我们充饥。看着爸爸用那只右手拉着简易车子去买菜的背影，我心里很难受。
1968年12月底，高六六级的我是老三届的第一批，要上山下乡。临行那天，爸爸用他的双手把我的行李捆得结结实实的，送到我坐的汽车里。他的右手一直抓着汽车的车厢，似乎不想让汽车把他的女儿带走一样。汽车要开动了，爸爸的右手才慢慢地松开了。汽车开了好远好远，送行的人都稀稀拉拉地走开了，爸爸一动不动地还站在那。我仿佛看到爸爸还想用他那只右手把汽车拉住一样，泪水让我的眼睛模糊了。
爸爸退休那年，工厂本想让勤勤奋奋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去北京玩玩，顺便把工厂做的太阳牌锅巴这个还没有打入市场的新产品帮着推销一下。到北京后，爸爸没有去故宫等一些景点玩，只是在天安门前看了看。老实巴交的爸爸每天用双手提着带来的锅巴在各大食品店里给工厂推销，他没有花言巧语，也不会推销，最后又用那双手把那两大包锅巴提了回来，不让家人动一下，又全交给了工厂。
爸爸走了，我想爸爸。我还想看看爸爸那双手，永远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