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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深情守候400天,我的玫瑰女人

“大哭一场,继续生活”,我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但在深夜梦醒之际,我的泪水无法挽救她。可是,忘记你,不再哭泣,不知道要等多久。

从2002年的12月2日到2004年的1月4日,一年一个月零两天,我陪着妻子小辉走过了最后的人生之路。在旷日持久的挽救中,整个治疗过程花费了35万元。我用每小时40元的代价,极力地使小辉延长生命。直至生命的最后,我知道已经无力挽回,但是我依然咬紧牙关,每周花费1万元竭力挽救她。千金散尽还复来,但生命是唯一的。大难来临了,我会牵住你的手。她的生命屡次跌入深谷,又被拉回悬崖边。

突然患病

2002年12月2日,小辉的乳房发现肿块,手术后,确诊是恶性淋巴瘤。12月24日,我们奔赴北京肿瘤医院治疗,最初的化疗效果很好,瘤子很快就下去了。但是淋巴瘤的可怕就在于其反复发作。此后,小辉每两周进行一次化疗。

起初的两次化疗,小辉的治疗效果很好,腹部巨大的肿块和肩膀的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更好地治疗,我们决定实施自身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总耗资将要10万元。

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分3步,一是使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活跃起来,然后把正在生长中的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二是患者进入无菌仓后,向其体内输入大量的化疗药物,药量是常规化疗的8倍。在这种化疗下,患者的癌细胞和正常的造血细胞,都会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三是把患者已经提取好的造血干细胞重新输入体内,恢复身体的造血功能。4月初,小辉历经了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遭遇非典

2003年4月下旬,按照拟定的步骤,小辉即将入仓,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袭来。妻子就诊的北京肿瘤医院内四科的病房将被腾空,准备接纳非典疑似患者。整个北京血库告急,血源紧张,无法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妻子的病情较轻,医生动员我们回本地的医院维持治疗,控制住病情的发展,等非典之后再来。

此时,关于非典的传言已经很多,对非典的恐惧席卷了每个角落。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戴着厚厚的口罩,回到了我们的家乡。而家乡正在严格布控。我们很快被隔离起来,我填写了各种的表格。孩子也被学校劝回了家,我们被关在家里,不允许外出。但是没有谁理会我们的衣食,年迈体胖的岳母只好一次次上下6楼,买菜购粮。我妻子和每一次步出我们的家门,都会遭到四周诧异目光的包围。

小辉的化疗周期很快到了,我硬着头皮带着她去医院化疗。有人把我们告到了居委会和单位。我咬牙忍住周围的各种目光,陪着妻子,一次次地去医院接受化疗。一次,年轻的护士因为急着回家,把本应静脉输液的化疗药物搞成了入壶,妻子被折磨得疼痛难忍,泪水纷纷地滴落。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我不能代替她的痛苦。

非典时期,妻子忍受了极大的病痛。她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什么也不爱说,有时候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妻子就在我身边坐着,默默地流泪。我牵住她的手,问怎么了。她说疼,肩膀的肿瘤部位疼。我抚摩她的肩膀,没有发现肿块,但是她一直疼。深夜的时候,怕吵醒我,她在阳台上踱步,我知道她疼。我多么想替代她的痛苦,或者让她的痛苦减轻一些。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一次次盘算着什么时候去北京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煎熬和等待之后,北京非典疫情有所缓解,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7封求援信

在妻子患病之前,我和妻子都是作协会员,有一些积蓄。但突然间妻子患病,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我在机关工作,月工资不足1000元。妻子所在的外贸某公司濒临破产,月收入仅有300元。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一切都是靠自费治疗。看病、住院、治疗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更何况妻子得了这样的大病!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经济压力。30万元!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病人都睡着了,病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我站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窗外阑珊的灯光,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

我开始疯狂地写作。我知道,我的稿费就是妻子治疗费用的唯一来源。每多发一篇文稿,妻子就多一分希望。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开那台二手电脑,拼命地写作,我的打印机也被我从家里背到了北京。

后来我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地下旅馆。很多时候,我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我害怕妻子会突然离开,房间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气味,我夜夜难眠。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构思一篇文章,但是手指依然不由自主地敲击着键盘,仿佛在键盘上流淌着的不是文字,而是时间。

一位大学的女同学来看望我,替我把打印好的稿件装进信封。不知不觉,我的泪水滴落下来,打在信封上,那一刻,我脆弱得像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有个坚强的臂膀,能够使我依靠片刻。但作为男人,除了忍耐和坚强,我别无选择。正像一位病友的父亲告诉我的那样:“小伙子,我们都要挺住!记住,灾难也是生活。”

我接连向各地报刊的编辑们写了7封求援信,夹进稿件中,求他们照顾我的稿件,能让我为妻子的治疗储备更多的资金。我开始四处奔波借钱。有一位叫郭元威的朋友,得知我经济的窘状,几天后他从怀里掏出了5万元,厚厚的一沓撂在桌子上。刹那间,我泪水盈眶。

我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同学为我捐了很多钱。林峰、刘燕夫妇联系大家为我捐款。车汉澍、刘文明等同学向我提供了近万元的资助。很多同学来医院看望,给予我物质与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同学们的安慰使我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分水岭”

非典是个“分水岭”,从此妻子开始遭受病痛的巨大折磨。8月,她的腹腔发现肿块,不得不中断化疗。手术后才发现,肿块不过是普通的子宫肌瘤,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手术期间因无法继续化疗,淋巴瘤迅速扩散,在肩膀蔓延,开始肿大、发红、发紫,病灶甚至已溃烂。妻子先后接受了放疗和生物的治疗,但疗效不佳。国庆节期间,医生与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告诉我,小辉的病情严重。我躲在医院走廊的一角,泪水绝望地落下来。

10月16日,小辉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我在北京陪她。化疗以后,病情缓和了一些,但是病灶依然反复。11月中旬,医生找我和岳母谈话,研究小辉的治疗方案。一个方案是维持治疗,等死;另一个方案冒险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但有可能出不了仓。我和岳母选择了干细胞移植。接着,小辉进了无菌仓接受了3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小辉在无菌仓里接受干细胞移植前,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这样复杂的治疗,花了这么多钱,你一直没有放弃。如果治疗好了,我一定报答你。”我的泪水刷刷地落下来。由于在仓内的化疗量是平时化疗量的8倍,小辉的病灶很快下去了,但是肩部的肌肉和脂肪大面积坏死、化脓和溃烂。

痛失爱人

12月24日,小辉在北京整整治疗了1年后,住进了邢台人民医院。小辉在邢台的治疗仅仅维持了10天。2004年1月2日晚上我正给孩子做饭,9点,岳母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辉开始急促地喘息。我飞奔到病房,妻子已疼痛难忍,脉搏微弱,呼吸困难。妻子一次次地对我说:“子宏,去找医生,救救我!”我知道杜冷丁的注射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否则要引起呼吸抑制。但我还是每隔一会儿就去找医生,要求注射杜冷丁。小辉的疼痛加剧着。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经受病痛的折磨,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般难受。小辉在急促的喘息中对我说:“子宏,我非常感谢你。”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1月3日是儿子的生日,妻子让我给儿子买了个生日蛋糕,但孩子要带到医院先让妈妈吃。但此时她已无力品尝,一丝宽慰的微笑露在妻子的脸上。她的面孔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脚冰凉。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她握住我的手一次次呼唤:“子宏,子宏,去找医生,给我打针!”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

1月3日的晚上,小辉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先后打了4针杜冷丁。到4日凌晨5点,小辉的疼痛继续加剧,6点多,小辉急促地说:“给我打针!”我疯狂地去找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我说:“求求你,我知道妻子不行了。但这是妻子最后的时刻了,你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吧!”

医生来到小辉的病榻旁,出乎我的意料,小辉强忍着疼痛对医生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医生很感动,他听诊了小辉的心脏,走到病房外,对我说:“想办法找杜冷丁!一定满足小辉最后的愿望。”高医生开了红处方,我去急诊交款取药,但药房却没有药!回到药房,我几乎快疯了。我语无伦次地对医生说:“医生,医生,没有药!”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卢秀芳,她不断地给其他科室打电话,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没有杜冷丁。卢护士干脆下楼,挨个病房去找杜冷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着身边的亲人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不堪,我绝望到了极点。死了吧,死就死吧,这人间如果充盈着痛苦的话,如果这人间没有希望的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卢护士跑着来了,她的手里举着一针杜冷丁。我的泪水刷地下来,一字一句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你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

快7点的时候,杜冷丁终于注射进妻子的身体,妻子的病痛减轻了些。小辉说话开始不清楚,我意识到,小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岳母流着泪。我握住小辉无力的小手,对她说:“小辉,我在你身边,我永远陪着你。你要坚持住!”小辉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贴在她嘴边,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已经听不清………

岳母退出了病房,让我和妻子单独说几句话。我牵着妻子的手说:“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我会带好儿子!”她在听我说话,但神志逐渐不清,她眸子还有光芒。我走出病房,给同事打电话,求他们派车。妻子已经昏迷了,所有的痛苦再感觉不到。

11点40分,儿子终于来了。他背着书包跑到他妈妈的病榻前,这时,小辉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他扑在妈妈身上,拉着妈妈的手,喊着:“妈妈,妈妈,你看看我!”小辉分明听到了,她用力睁了一下眼,儿子哭泣起来……11点48分,小辉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失去了亲爱的妻子。从此,幼小的儿子不再有妈妈。从此,我们11年的爱情画上了悲伤的句号。

同事和朋友的哭声,回荡在医院里。我哭着对儿子说:“儿子,哭吧。再也没有妈妈了,妈妈再也回不来了。”我们重新回到城市的家,家里的陈设依旧。但它在我的眼里,空空荡荡。

2004年2月14日,我将一大束玫瑰放在妻子陈辉的相片前。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望着我恬淡地笑着,眼眸里是一种沉静、柔和的光芒。“亲爱的,情人节快乐!”不知道是我说的话,还是这一捧红玫瑰,把她的脸颊映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