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为新的医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坏掉的晶体吸出来，换上一片比隐形眼镜还要薄很多的人工晶体。
做完手术的父亲，安静地躺着，我在病床边，无用地站着。父亲那双大学时拉过小提琴的手，静脉凸起，密布的老年斑盖住了皮肤的颜色。
如果这病早些年生，父亲可能就已经是一位盲人了。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不安起来。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尔赫斯不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我对博尔赫斯的了解，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父亲。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网站的弹窗一样，不管多么厌恶，它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父亲脾气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在凌厉的母亲当家的那些年里，父亲就像一块软和的帘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胆寒的来自母亲的噪声。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家的编年史，节点都是父亲的病。
1968年，他29岁，身高1。80米，体格强健。他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大庆油田参加会战，对，就在“铁人”王进喜带领的那支队伍。他在那里和我妈——一个热爱文艺体育、积极要求进步的采油姑娘——结了婚。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烧不退，他住进油田前线医院，他不知道，输进他身体的药液，早已过期变质。这瓶药水直接要了他临床的另一个小伙子的命，而他带着一颗被严重损坏的肝脏，侥幸活了下来。那一年，我也来到人世，差一点生下来就没了父亲。
这个热爱古典音乐、俄罗斯文学、喜欢帆船运动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个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经常想，如果那瓶药水没有变质，我们家，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母亲，极度争强好胜，如果没有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病人拖累她上进，她的粗粝和暴躁可能不会那么彻底地被激发出来。而我，另一个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闪，可能根本不会生成。
无论多么完美的人生，总是有这种复盘的冲动。我在充分怜惜自己的时候，没有想过父亲，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墙，知道他还在那里似乎就够了。
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经75岁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可以想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尔赫斯一样成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不会有一行诗句和他有关。
我不知道29岁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他一个人间歇性地在医院里躺上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内心会穿梭过什么。我记得的只是，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我就要拿着母亲做好的饭菜给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饭盒带回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给他补身体，从农村买了十几只甲鱼，最小的可能还没有半个巴掌大。母亲是北方人，不会弄这些生鲜，她用一根筷子逗甲鱼咬住，然后抡起菜刀把甲鱼的头斩下，当鲜血喷射出来的时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厨房的地上，号哭不止……
父亲很久后才说，母亲炖的甲鱼汤，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腥得他恶心极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用书把自己和不喜欢的世界隔开，无论是数学课，还是稍有不慎就会扑过来的母亲。母亲的焦躁和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过书籍才推断出缘由，那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失联。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谎。那是一个孩子的权宜之计，一句谎言能够把惩罚从中饭推迟到晚饭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饭。最长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记了什么原因老师让请家长，家长不来不许上课。连着三个早上，我神色镇定地背着书包出门，在一个工地的一堵砖垛后面，拿出书，读到放学的时候，再神色镇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顿暴打，实现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是父亲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车站，去了我好几个同学的家，不知什么样的灵光，把他带到我藏身的砖垛。父亲说，母亲打你不对，但她是爱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从家人口中头一回听到爱这个字，别扭到发抖。
高中三年级，我开始发疯一样地学习，背所有的课文，所有的习题，所有的答案，我想考上大学，我想逃离。可是文科生也要考数学，数学还是120分，没有这120分的后果吓死我了。父亲说，我帮你补习一下数学吧。那段日子，父亲神采飞扬，他又成为一个工科院校的高才生。
在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被诊断为肺癌，还是晚期。
母亲带着父亲去北京做手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生病还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吗？我甚至有点高兴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天深夜，我还在复习，母亲自己回来了，她靠在我房间的门上，突然抽搐起来，她说，你爸爸这次可能真的会死，她说她实在撑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从书桌前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相拥而泣，会改变我和母亲的关系吗？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块紧实的青铜，压住了我，我做不到。
切断两根肋骨、打开了整个胸部，结果是一次误诊。我的看上去很文艺的父亲，从胸口到肋下，有了一道悍匪才有的刀疤。命运这个东西，它不动声色地粉碎你一次又一次和解的企图。
他应该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亡吧？单是病危通知书，他已经接过五六次了。他的脏器，被冰冷的刀剪挑开又缝合。做全身麻醉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最好不要醒过来？他的妻子并不温柔，他的女儿是个怪胎，他的事业被反复搁置，他的疼痛永远都在。他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我还能更自以为是一些吗？我不是正在企图用我学到的一点高调的理论，去揣测，甚至暗中期待，能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神经末梢的战栗？
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着的。而我的父亲，在29岁之后，就和我的母亲一起，耗尽所有的力气在抵抗死亡。这个艰难的使命，让他们共享一种浓度很高的情谊，不是爱，也不是恨，是大敌入侵之时的同仇敌忾。活下去，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假如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多识广，早就娴熟地掌握对待苦难和厄运的合理角度。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如果个人的命运没有高级到成为文学和艺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我一直用这样的优雅面对我的父亲，也面对我自己的生活。母亲力竭之后，我加入了抵抗，在父亲69岁那年，又帮助他战胜了一次肝癌。那时我已经混出点样子，可以给他请到最好的医生，住进最好的医院。母亲越来越像个想要讨好我却总是犯错的小女孩，继续用一种粗暴的方式表达对我的不必要的担心。
我的眼睛的形状和年轻时的父亲一模一样，也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器官。现在，父亲的眼睛被纱布蒙着，他看不见我的，我也看不见他的。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嘱咐他好好休息后，就离开了，一大堆事情还等着我去处理。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哭得像个被大人抛弃的孩子。
衰老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在某一个特别疲倦的夜晚，它会靠近，抱住你。只是，天光进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挣脱它。父亲已经75岁了，他差点就成为一位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