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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快到父亲节了,给哥哥打电话,想知道父亲的墓地怎么样了。父亲的墓地就在青城后山,听说这次大地震,那儿的山体也有垮塌。当年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遥远的伊斯坦布尔,那个晚上,也是一个人走到一处墓地,把所有的墓碑看了个遍,然后坐在萧萧的柏树下,直到夜深。

记忆中父亲的脾气很急躁。小时候在院子里玩土炮仗,他正巧路过,吓了一大跳,愤怒中捡起一块砖头,就冲我奔来。我连滚带爬才逃过一劫。还有一次,为件小事顶了父亲几句,他不由分说就重重给了我一巴掌,这下母亲生气了,不准我们跟父亲说话。几天后,我玩耍时跌了一跤,鼻血长流,父亲又正巧路过,便把我叫住,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我。我心里一酸,原谅了父亲,母亲发起的杯葛自然也就停止了。

父亲其实性格温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用一句古语说,他的一生是“沉沦下僚”,在大山深处的黑水县做一个小官员。他也很知足,常常骑车下乡,爬几千米高的高山。我常想,要不是时代的因缘际会,他也许就是山西老家的一名乡村教员,不会大老远跑到四川来,晚年也回不了故土。他能不知足吗?“文革”时,我们家占全了,父亲是“叛徒”,母亲是“特务”。那时候,母亲整夜睡不着觉,而父亲每次被批斗回来,倒头便睡。他后来说他不怕遭难,可我有点不信,我觉得父亲是不能往深处想的人,这样反而好,不受苦。

以后父母就提前退休了,迁到山外的都江堰。但父亲还是常坐着车回黑水去,他想把自己的历史问题解决好。记得有次他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给我们看一张纸,那是一份州里的文件,已将他的党籍恢复至1937年,还惠而不费地给了个副厅级。看到这些,我们兄妹都漠然以对,父亲脸上有些尴尬,倒是母亲生气了,她说,虽然这没有什么意义,但毕竟是父亲的一个心愿。那一代人总是有许多心愿,难以了结。差可慰藉的是,父亲年轻时也喜欢写点东西,还在1937年的《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欠债者》,一看就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我翻遍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让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晚年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好,好微笑、好感伤、好流泪。家人聚在一起,聊起社会上的腐败,聊起某某事件,某某伟人去世,他总会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时我们就会笑他,笑得他不好意思起来。他觉得以前的社会很纯洁,以后呢,还是有希望的。母亲骂他心存幻想,跟不上时代,但却不喜欢我们看不起父亲,她可以凶父亲,我们不行,她必须在子女面前维护父亲的那一点尊严。

家里的事从来都是母亲做主,父亲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而且越到晚年,母亲越表现出决断的魄力,也比父亲有见识得多。但母亲毕竟也年纪大了,感情上越来越依赖子女。结果是,许多事父亲听母亲的,母亲听我们的。而我们呢,却越来越少跟父母聊天,不是忙,是没有话讲。父亲不可能理解我,我也难以深入他的内心。虽说我在外地工作,也偶尔会想念他,但总觉得我是在忽略什么。在人与人的真正关系上,我们其实都是孤独的。

父亲开始喜欢一个人散步,走到附近卫校的小树林里,对着下午的太阳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往回走。他的腰越来越弯,走得越来越慢,如果看到我们去接他,便会露出浅浅的笑容。因此,当听到父亲离去的噩耗时,我一时仍不能相信他就这样走了。他没什么大病,他是灯残油尽了。据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走的那一瞬间,眼里又流出了一滴眼泪。“他是舍不得你们呀。”她说。

我常常想,父亲对我意味着什么?他是一座山,常挡住我的视线,为了自己方便,我时常想绕行而过,等到这山塌了,我才突然明白,他挡住的是被我们称之为终点的那个东西,从此我的前面也就一眼望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