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之后，我辍学在家，身体上的病痛固然难以忍受，而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那种有若被众人遗弃的感觉。原本为参加初中联考而忙得如拉紧的弓，集中全力蓄势待发，突然之间，你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赶出了竞赛场，你只有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观，那些紧张、那些热闹、那些欢呼都已远去，那个世界完全将你摒弃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种委屈、那种不甘、那种顿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颗被推离正常轨道的星球，飘浮在茫然无垠的太空，没有重心，也没有方向。
其实，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只可怜天下父母心，犹自在那里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赶着一场又一场与医生的“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人搭乘火车，再转搭公车，才能抵达医生的诊所。那条路好长，好孤单，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忘记是哪一天，父亲走到我房里，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乖，你不要怕，爸爸会养你一辈子，等你长大了，爸爸会为你招一个女婿！”
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惊吓与慌乱甚于我，其中还掺杂负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亲无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几年，他常常梦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责。父亲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地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应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他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跹。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七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竞选十大女歌星吗？”
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八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视这件事。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了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儿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
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
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
“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
“当然啰！”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
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惟恐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对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期盼，并且能与我一起分享荣誉、分享快乐的人了。
前些天，社区一位邻居告诉我，父亲曾对他说：“我这个女儿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儿女还要让我引以为傲！”
我多么想大声告诉父亲：“爸爸，我所有的奖都是为您得的啊！”
（聂勇摘自《世界名家经典散文》
图/孙洪岗）
奖
1999年的时候，我为了追求自由而奋斗。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但是，利还没有获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着。1999年尽管搜狐融资很多，但是作为公司CEO，我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没有消除。
后来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确是这样。我用了8年，现在金融不安全感彻底消除了。现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要干什么。自然界给人的寿命最多100多年，就是4万多天。这4万多天是不是高兴很重要。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种最行云流水的状态？
我的奋斗就是要把奋斗变成不奋斗。几年前，我每天很早到办公室，随时找我都能找到。现在我把主动权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谁开会，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没有权力找我开会的。甚至你发一个短信，我都有权不回。
我拒绝跟任何人吃饭。以前有很多广告商要见，现在广告商我都不见。见广告商可能会帮助这个季度的销售，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公司长久的竞争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们要跟我谈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从来不谈———这是我下班时间，你跟搜狐合作，应该去找相应的部门。
这样一来，我可以不被干扰地来关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提供创造性。现在有一批管理者帮我运营公司，就像一艘轮船，我没事拎着榔头在里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敲两下，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如果我现在全然退休的话，肯定活得更高兴，因为我有太多兴趣了———思想、音乐、运动、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还需要证明自己吗？这个世界不是由黑白构成的，在证明和不证明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地带。我相信，在中国做企业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是最弱的。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须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责任和义务从我的辞典里删去。这几年我就是在一个不断删除的过程里，到现在，还没有删完。
中国很多做企业的人其实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在证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他们都在一种价值观下朝前走。这就像一条河，一棵大树横过来架在河上，就这一条道，无数蚂蚁沿着大树爬，看谁先奔到对岸———可我连这棵树都砍了，还有什么道？我为什么要过这条河？大家都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往上爬，而我是没有价值体系的。这样我焦虑很少，活得很轻松、很年轻，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样，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讲课———可能那就是我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