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东一家西一家的众多公司辗转受聘多年，其年数之多已令我不愿回首，然而我那时却始终没有成功。我没有成功，而且我知道自己没成功，有时候意识到这一点令我感到难过。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经常对妻子说：“多尔，我没有成功。”“是的，吉姆，”她会说，“老夫子，我知道你没有成功，但别往心里去，你会成功的。”然后我看见一滴眼泪从她的一只眼睛滴落到梳妆台上。紧接着我会走出房间，到后院里闷坐着，沮丧至极。
我经常苦思冥想自己为什么没能取得成功。我所受的教育和大多数人的一样多，我的经验比很多人的要丰富，而且我的机遇比某些人的还要好。我够任劳任怨的，而且也够踏实稳健的。我从不喝酒，也从不抽烟。我有生以来没玩过一次牌，没去看过一次赛马，也没进过一次台球室。不过，像任何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短处。我缺乏活力，毫无魄力，几乎没什么魅力，应变能力也很差。我知道这年月生意的成功正是取决于魅力、魄力和应变能力。另外，我还在一些小的方面有缺陷：我没法把一栏以上的数字一次加起来，我的记忆力不好，好像总是要忘掉点什么。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常对妻子说：“多尔，我的记性很差。”“什么东西你记不住呀，吉姆？”她问道。“我忘了。”我会这样回答，然后唉声叹气。
再说，我的饮食也完全不对头，当然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每天早上我都要灌饱咖啡，而且我是一个爱吃肉的人，每次吃饭我都只管尽情享用，根本就没想过在每顿饭中氮元素应和其他营养成分合理搭配。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在一个人享用的每顿含蛋白质混合食品中，还应该有一定量的氢元素和固定比例的花粉。
有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在去上班之前，我在后院里反反复复考虑饮食的问题。突然，我失败的原因像闪电一样闪现在我的脑际。我不相信我自己，这便是我失败的原因。我之所以干不成任何事儿，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因而没有主见采取应采取的行动。我站将起来，进入屋里并直奔厨房，多尔在那儿把早餐准备得差不多了。“多尔，”我说，“我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必须相信我自己。”我的拳头撞向桌子并且弹了回来。“噢，吉姆，”多尔说，“你吓了我一跳！”“哈！哈！”我大笑起来—六年以来这是多尔第一次说我吓了她一跳—“我吓着你啦，是吗？没事儿，给我弄点杂烩来吃吧。”“你不吃熏猪肉排了？”多尔说，“我都已把它弄好了。”“不吃了，多尔，”我说，“你不知道熏猪肉的含氮量远远超过我在办公室所能吸收的。企图大量摄入含氮食物，多尔，那会抑制神经中枢并降低整个机体的活力。给我一点脱脂的牛奶，再用长柯勺来半勺烘好的豆子—这样做豆子对蛋白质的破坏最少。”“要点咖啡吗？”多尔问道。“不要，多尔，”我回答说，“一滴也不喝，给我一点儿爆炒麸皮好了，用温开水调一下。”
就这样，我吃了早饭，然后奔赴新的岗位去就职，心情好极了。我能感觉到自己对什么都反应灵敏。“吉姆·杜德里，”我不断地自言自语，“你就要成功了。”我在办公室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公司的总经理，他刚好也进办公室。
“你早到了十分钟，杜德里。”他说。
“基特森先生，”我回答说，“我宁愿早来也不愿迟到。雇员珍惜老板的时间胜过他自己的，那才对得住他那份薪水。”
说完我就打开了抽屉，马上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我猜想，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像那天早上那样工作过哩。一切都好像容易极了。以前我要花半个小时考虑的信函，我只用两分钟就写好了。每回复一封信我都尽可能来上欢快的一两笔。即便不知道收信人是谁，我都费时费心把信写得俏皮欢快，或者笑盈盈的，予人以春风拂面之感。“吉姆·杜德里，”我对自己说，“你就要成功了。”
有那么两三次，基特森先生早上到办公室来巡视。“在埋头苦干呀，杜德里。”他说道。“基特森先生，”我回答说，“雇员不好好干活是在骗老板，也是在骗自己，玩不长久的。”
大约在一点钟的时候，基特森先生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杜德里，”他说，“我想和你谈一件事儿，来和我一块儿吃午饭吧。”“好的，基特森先生，”我回答说，“我还有一张明信片要写，写完就来。”“管他明信片不明信片的，吉姆，”他说，“让它自个儿待那儿吧。”“基特森先生，”我回答说，“当年拿破仑立的规矩是，明信片要么不写，一旦动笔就非写完不可。”
我工工整整地写好了明信片并签上了名字，然后拿起帽子和基特森先生一起去了一家上等俱乐部。那儿的菜单内容丰富极了，但我一点儿肉都没要，只点了半桶菠菜。我注意到基特森先生除了煮好的水田芹什么都不吃。
“嗨，吉姆，”基特森先生说，“我今天一整个早上都在注意你，我相信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公司想派一个人到堪萨斯城去联合一个人，说服他和我们联手经营一个大项目。”
“基特森先生，”我插话说，“我能把他摆平并办好这件事儿。”
“你什么时候能动身？”
“马上可以，”我说，“吃完这点菠菜就准备起程。请告诉我到那儿后我办的是什么事儿。”
“好！”他说，“你要去见的那个人是约翰街的约翰·史密斯。你能记住这个名字吗？最好是用笔写下来。”
“用不着，”我说，“只需把名字重复三四遍，我就记得牢牢的了。你说的时候我深呼吸几次就行了。”
于是我径直回了家并整理好了我的手提箱。
“多尔，”我说，“我要马上去一趟堪萨斯城。”
“去干什么呀？”她问道。
“去操办一个大项目，”我回答说，“这可是桩大买卖，多尔，和大人物打交道，要是我这回成功了，那我们就发达啦。”
我是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去的，一路上我都在吃草，培养我的记忆力，并对我看见的一切即时做出反应。
到达堪萨斯城之后，我发现我要摆平的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没关系。我找到了约翰·史密斯，可他不愿意见我。我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我说：“史密斯先生，我能和您谈谈吗？”“不，”他说，“不能。”可是我不就此罢休。“还是让我和您谈谈吧。”我说。“不，我不愿和你谈。”他回答说。可我仍然不愿打退堂鼓。那天晚上我去了他的住处，径直进了他的书房。“我现在可以和您谈谈吗？”我问道。“不，”他回答说，“你不能和我谈。”“嘿！史密斯先生，”我抗辩道，“我可是从两千里以外跑来找您的，让我和您谈谈吧！”“不，杜德里，”他说，“我不想谈。”
这样交锋了四天，最后他让步了。“好吧，吉姆，”他说，“说说你的生意是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我想和您联系—您跟我一起干，”我说，“先和我一起去吃菠菜吧，史密斯先生，我会向您详细道来。”
于是我把他带到一家上等俱乐部，那里有堪萨斯城最好的菠菜。“现在言归正传吧，”吃完之后我说，“您是一个大人物，而这又是一件大事儿，我们想操办的项目非常大，您正好是我们需要的搭档。非得有您这种大人物不可。”
“吉姆，”他说，“你很会说话。另外，你很有个性，在今天的生意场上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和我打交道的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想做什么我都依他。个性总是能使我动心。”
于是我如愿以偿完成了任务，然后乘火车直接返回纽约。多尔去火车站接了我。我在月台上就吻起她来。“你把事儿办妥了吗？”她问道。“没错，多尔，办妥了。”我回答说。我看见多尔在月台上当场滴下了一滴眼泪。“好样的老吉姆！”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五千元的支票。
我就是这样打响第一炮的。公司一旦发现我能摆平那么一个大人物，办妥那么大的一件事儿，留待我去做的事就更多了。其最终结果是，他们选我当了公司的头头。“即便想把你压在下面也是没用的，吉姆，”基特森先生说，“现在你是我们的老大了。”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多尔：“多尔，他们选我当公司的董事长。”“噢，吉姆！”她欢叫道，“你大功告成了。我真感到骄傲—我也为公司骄傲，既然你就是它的董事长。那你得把公司的情况详详细细告诉我，比如说它做些什么呀，生产些什么，卖些什么呀。”
“多尔，”我回答道，“别问我这些。我一直在忙于洽谈各种项目，摆平各种事情，还要挤时间吃菠菜，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不多，根本就没工夫去弄清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