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知音却不相识
对于舒伯特的音乐，舒曼是一个不倦的鼓吹者。多亏了舒曼，人们才发现了舒伯特。要不是他1837年亲自到舒伯特兄弟家去访求，在那儿发掘出成堆的遗稿，恐怕有些杰作就要从此遗失了。
然而舒曼只是倾心于舒伯特的歌曲，对此外的器乐作品则不甚关注。甚至如舒伯特最后三部奏鸣曲那样的辉煌之作，他也没当回事。
离奇的是，这三部奏鸣曲竟是“奉献”给他的。身为老前辈的舒伯特怎么会给一个刚进大学年方十八的学生舒曼题赠呢？原来，钢琴家洪梅尔才是那题献者。舒伯特死后十年，这三部作品才出版，其时洪梅尔已不在人世，出版家并未取得已长眠地下的作者同意，竟把它改题了舒曼的名字！
这个做法，舒伯特在地下估计也不见得会反对。因为当舒伯特的死讯传到舒曼耳中时，有人听到，这个大学生的呜咽之声彻夜不绝。
舒曼当年还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舒伯特，然而并未付邮，否则这两位音乐大师可能早就结识了也未可知。
肖邦落落寡合，
李斯特交游广阔
不大和同行交往的音乐家也有，這便是肖邦。
1828年，即舒伯特去世那年，肖邦游学柏林，见到门德尔松，却又怯于攀交。肖邦对柏辽兹的音乐更难容忍，他曾告诉别人：“写得出那种音乐的人，同他绝交也没错！”
几乎没有哪一个同时代的人是肖邦佩服的。前一代的，他崇拜莫扎特；再久远些的，是巴赫；至于贝多芬，他自认“理解不了”。
同肖邦相反，李斯特交游广阔。在1840年绘成的一幅油画中，可以看到李斯特在沙龙里弹奏，围着他倾听，或坐或倚的有罗西尼、帕格尼尼等人。从李斯特改编的大量作品中，也不难联想到他和同时代人的关系。
柏辽兹是李斯特提倡标题音乐的同道。《幻想交响曲》于1830年初演时，在场的便有李斯特。他不但将这部交响曲改编成钢琴曲，还用其中的“固定主题”写过一首可爱的小品。为了推广柏辽兹的作品，李斯特在魏玛举办了“柏辽兹音乐周”。
瓦格纳同李斯特之间的关系就更深了。一直到瓦格纳死后，李斯特还继续为瓦格纳的音乐剧改编钢琴曲。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一首波兰舞曲，李斯特也拿来改编为钢琴曲。
当年乐坛上好多后起之秀都见过李斯特这位乐于奖掖后辈的长者。这份名单上有格里格、鲍罗廷、圣-桑、福雷等等。还有堪称“李斯特第二”的安东·鲁宾斯坦。更晚一些的印象派“开山祖师”德彪西，也曾于1885年在罗马与李斯特相见。
勃拉姆斯的友与敌
勃拉姆斯同瓦格纳这两大巨头的水火不容，是音乐史上永久的话题。
1842年，二人初次见面时，瓦格纳不但知道对方的作品，其中有一些还受到他的赏识。7年过去，瓦格纳撰文狠狠抨击勃拉姆斯，从此二人之间便横亘着一堵拆不掉的垣墙。
1880年，布雷斯劳大学授勃拉姆斯以荣誉证书，尊他为当代严肃音乐的宗师。这又招来瓦格纳的讥讽。勃拉姆斯算是善于克制的，对此不予理会。
霸气十足的瓦格纳，即使在赞扬贝里尼写的曲调如何美妙时，也不肯放过机会，给论敌一箭：“那是勃拉姆斯一派搞不出来的！”
勃拉姆斯同柴可夫斯基也不相投。这两位的乐风，的确是大异其趣。
柴可夫斯基在访德期间，听了勃拉姆斯的代表作《第一交响曲》，不喜欢。为了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特地在某地多逗留了一天。他对这部作品倒还表示赞许，只有尾声除外。
他同德沃夏克之间的师友情谊也成了美谈。《自新大陆交响曲》出版过程中，审阅总谱校样的，不是远在纽约的作者本人，而是在德国的勃拉姆斯。虽然是出于出版家的请托，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勃拉姆斯慨然承担起这种麻烦琐碎的工作，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隔行并不隔山
如果多了解一些大师们同其他各行各界人士的交游，以及他们自己的业余爱好，便会了解并非“隔行如隔山”。
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之中，首先可以韦伯为例。他写了那么多音乐作品，同时又是笔触锋利的音乐批评家。他主张乐评应由音乐人来写。
韦伯还喜欢写诗，不但如此，还留下一部未完稿的浪漫派小说。也就是在这部小说中，有对贝多芬交响曲的漫画式评论。因此，他一直被人误解，说他“攻击”贝多芬。至于流传的那句话“贝多芬够资格进疯人院了”，实际上也是无稽之谈。他还有过编纂一部音乐词典的打算。
韦伯之外，门德尔松也值得一提。门德尔松孩提时便已出入老歌德之门，深受那位博学巨人的钟爱与熏陶。反过来，如不是这位神童有心主动介绍，那么有成见的歌德，也不大可能在暮年接触某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包括《命运交响曲》在内。
到了青年时代，黑格尔、洪堡等大学者又成了门德尔松家沙龙的常客。门德尔松还专门去听黑格尔在大学里的讲课。
肖邦在音乐界落落寡合，但同他交往的文艺界人士却有海涅、巴尔扎克、显克微支、缪塞等诗人和小说家，还有德拉克洛瓦这样的画家。
肖邦是置身于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中心人物，虽然他对某些人的主张不予赞同。肖邦能放弃音乐会演奏活动而专心谱曲，对这一点，海涅在1840年特地致贺。他认为，肖邦能超脱于一伙哗众取宠的演奏家之上，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