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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汪氏父子

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资深媒体人,烧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我和他的交往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孤单,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家蹭饭。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如下: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合。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练,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他年轻时四处漂泊,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从],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从],味道仙绝。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和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话也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十二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味道更接近北京家常菜,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之后看到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对于食物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

他也有不及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他自己都没有尝过。我很是得意。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多了些,时不时地还在一起切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薦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我写的一些小文,他时不时鼓励一下。

前不久,他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一天,他还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我们都乐了,其实还是想找个理由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喝得很高兴,手拉手兄弟般畅谈。

汪家人厚道、实在,汪朗犹胜。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他的一次举动让我感到意外。2011年5月,我女儿结婚,汪朗自然要作为座上宾。宴毕,众人散去,汪朗还在电梯口。我说:“你还没走啊?”他说:“我帮你送客人呢。”我说:“都走了。”他说:“我得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走。我虽然比你大,但你和我父亲是一辈儿的,你家里有事,晚辈我该最后走。”

家风如此,文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