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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我和易中天给大家剥果壳

于丹:我和易中天给大家剥果壳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分安闲……文/周益9个小时,现场签售12600本!

这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纪录。

这本创纪录的书,讲述的是一个古代男人对一个现代女性的影响。这个现代女性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那个古代男人就是孔子。

书的名字叫做《于丹<论语>心得》。

“签得手都残了。”于丹如此描述11月26日北京的签售现场。

从去年开始,央视《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等多位男性学者。那时的于丹是这个节目的策划顾问。

今年国庆期间,于丹从幕后走到前台,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甚至不是人的田鼠、南瓜,都被她“信手拈来”,跟孔子扯到一起,“娓娓道来”。

随即,中华书局将于丹的讲稿以60万册的惊人数字起印,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由易中天《品三国》创下的单行本最高起印数——55万。

“美女教授”、“女版易中天”……短短几个月,于丹就红遍全国。

关于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新闻调查》、《艺术人生》等电视栏目策划,中央电视台教科文频道策划顾问,光线传播中心《中国娱乐报道》栏目总策划,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于丹独家访谈录

那些经典的道理在生活中渐渐与我生命融合,成为其中的一种元素。

我的童年是沉重的

《周末》:谈谈你的成长经历?

于丹:父亲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他是研究文史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不光被要求读《论语》,其他很多经典名著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的。我3岁时开始练字,父亲要我练魏碑,我喜欢柳体字,觉得漂亮,可他不允许,说你一定要从间架结构练起。

考大学,我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中文系。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小,还不到21岁呢,父亲就跟我讲,如果把先秦两汉啃下来的话,你后面就全通了。

在这样严厉的家教下,我的童年是沉重的,甚至不爱说话,显得很孤独。但不可否认,爸爸对我的训练让我至今受益,没有他严格的训练,就没有我今日的成就。

《周末》:据说你童年时因为孤独而开始写日记,一直到现在都不间断。

于丹:这个习惯也是《论语》影响我的。《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和“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论语·里仁》)。一方面对自己的行为及时反省,另一方面,把自身之外的人和事拿来跟自己做对照。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两条,那就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制,同时,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我从6岁开始写日记,从13岁到现在的日记相当完整。即使在不善于跟别人交流的童年,我也能用日记表达自己的想法。到了今天,记日记则让我保持清晰的自我意识,不会人云亦云。

《周末》:你提到你童年很沉重,但听说你在读大学时却有一个“玩委会主席”的头衔,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于丹:人是有基因的,我的天性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开朗的,外向的。但是我在上小学时的确很沉默,如果说有一个突变的话,我非常感谢我的高中,北京四中。我的数学一直不太好,但在四中,我不会受到歧视。当年的高考录取率非常低,在高考前,老师带我们郊游踏青,没有让我感受到应试教育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后来,我们那一个班几乎全都考上大学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明朗的,自信的。上了大学后,我终于可以不学数学了,终于进中文系了,终于可以“捣乱”和“淘气”了。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也当过学生会的主席、研究生协会的主席,那时候,我们有经费,就带着大家出去玩了。在北京附近玩,也到山西等远一点的地方玩。

那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容易的,但是行万里路就不容易了,这不是道听途说可以解决的,须“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就是深刻的感悟。

大家之所以说我特别爱玩,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感悟和体验。我在大学期间就这样走过来的,我希望读书是生机勃勃的活动,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书生的形象。

人生应该讲求木桶效应

《周末》:在你的生命中,《论语》是如何影响你的呢?

于丹:拿《论语》来说,小时候大人给我讲,让我背。到了读研究生时,就觉得那些东西很容易,小时候我都背过。而到了现在,我又恍然明白其中的意味。这是一个核反应的过程,虽然童年是死记硬背,但那些经典的道理在生活中渐渐与我生命融合,成为其中的一种元素,到现在我甚至已经分不清哪些话是从哪本书上来的。而那些圣贤,不再是我讲课的时候才能想起来的人,他们无所不在,就像你一个随时相伴的朋友一样,他们的影响永远是潜移默化的。

《周末》:谈谈你的生活态度。

于丹:我一直倡导生活要用加减法,特别在30岁以后,要开始用减法生活,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就要学会舍去。《论语》中讲到,人三十而立。而立之年你还懵懵懂懂的,既没有安家,也没有立业,处于漂泊状态,我觉得再才华横溢,你都是瞎了,最基本的事都没有安顿好。所以我会选择,20多岁一定结婚,30岁之前职业一定要稳定。我评价我的生活,我不说它多好,但起码正常。

此外,我还认为人生应该讲求木桶效应,你永远不要追问那块最高的板——你什么地方更优秀,这个大家都能看到;而你最该考虑的是最低的板。比如我讲《论语》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书也卖得很好,这些我都不去关注。我现在关注的是,在媒体的追捧和观众喜爱中,我的教学是否受到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是否被打扰了……这些问题现在就是木桶上的短板。

做《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

《周末》:你在讲《论语》时,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是刻意准备的吗?

于丹:事实上,我已经讲了10多年的《论语》。由于从小接触《论语》,对于《论语》我已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在平时讲课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积累了一些小故事。当我到《百家讲坛》开讲时,这些故事自然而然地就跳了出来。

《周末》:《论语》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你在开讲时却有意回避了历史的考据;相反,举了很多现代的、西方的例子。

于丹:我的专业是影视学,研究的是如何传播,应该说是一个应用学的学者。所以我在讲《论语》时,要考虑传播的效率,不是我讲了多少,而是大众能接受多少。《百家讲坛》对于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有兴趣听。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一个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那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

做《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

我和易中天是给大家剥果壳的

《周末》:谈谈最近的国学热。

于丹:最近确实很热,记得我在北京给新书签售时,签了1万多本,几乎手都签残了。(笑)我总有一个想法,那些热情的读者不是冲着我来的,甚至不是冲着孔子来的,他们是冲着经典来的。孔子是一个文化符号,我的讲述也只是传播的一个载体,而最根本的则是一种对生命真谛的追问。

中华书局出版社的副社长顾青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古典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吃的果仁,但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它好吃,经过历史的尘封和人为的因素,这个果仁被裹上了一层很坚硬的果壳。我和易中天他们做的,就是通过传播学的手段,把那层壳给剥开,让大众也知道果仁的香甜,而这果仁的美味其实是亘古不变的。

最向往南宋的温婉细腻

《周末》: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个时代?

于丹: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汉唐是最辉煌的时代,它的灿烂符合所有人的梦想。可是,当整个民族都强盛的时候,整体意识会压倒个人思想,所以我宁可选择另外三个时代——先秦、魏晋以及南宋。先秦和魏晋这两个时代尽管思想上是自由的,可生活太痛苦了,人们的生命不时受到战乱的威胁。所以,我最喜欢的时代是南宋,它偏安一隅,与西湖相伴,尽管南宋文人的精神不昂扬,生活却很安逸,文人的气质是温婉细腻的,这是我最向往的。

于丹读《论语》之心香一瓣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的很多遗憾。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能够反省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

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分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