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咆哮远比实际行动夸张得多，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变化。但事实上，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贸易手段都不过是些小把戏。特别是与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规模和范围相比，它们显得苍白无力。里根提高了关税，收紧了对包括纺织品、汽车、摩托车、钢铁、木材、糖和电子产品等一大批行业的限制，最著名的是他迫使日本接受对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当日本未能维持微芯片出口的高价时，里根立马对部分日本电子产品征收了100%关税。
正如特朗普的政策违背了贸易协议的精神（如果不是违背了具体的条款或者内容的话），里根的贸易限制也钻了当时各类协议的漏洞。他们两者的做法都偏离了常规，以至于人们普遍担心“新保护主义”会再度崛起，像一位贸易律师写道：“这个系统很可能出现崩溃，甚至会重演1930年代的惨剧。”
这些警告最终证明是危言耸听。1980年代，世界经济因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暂时逆转，影响并不大。相反，可能是受益的。里根的贸易保护主义充当了安全阀的角色，疏解了政治压力，从而避免了更严重的混乱。
一旦美国的宏观经济有所好转，全球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其中明确禁止里根所使用的“自愿”出口限制）和中国的出口增长，都在1990年代接踵而至，对跨境金融的其余限制也随之取消。
然而历史不必重演，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首先，即使这些贸易限制的总体影响仍然有限，但却更多是以单边的、硬碰硬的方式。相比旨在减轻出口商经济负担的里根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的方式大部分是与贸易伙伴談判达成的。
例如，1980年代对汽车和钢铁实行的“自愿”出口限制，就是由出口国自行管理。这使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得以串通起来，共同提高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所以美国的贸易限制，反而可能让这些企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但如今的韩国洗衣机或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商们，获利的可能性则不大，因此，特朗普的单边贸易主义可能会招致贸易伙伴更大的愤怒，更可能引发报复。
与里根时代措施的另一个对比在于，如今我们处于全球化的更高阶段，相伴而生的问题也因此更大。1990年代推动的高度全球化，让在那些从全球经济繁荣中获利并分享益处的人与那些未能分享益处的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歧，让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势力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尽管特朗普的各项政策想要恢复全球贸易的公平性，但现实是加剧了贸易的问题，而不是缓解。正如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Bernstein）和迪恩·贝克（DeanBaker）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关税可能会让受保护行业的小部分工人受益，但却牺牲了下游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绝大多数工人。显然，全球经济产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不能通过以明显荒谬的国家安全考虑为借口，只考虑政治上有联系的少数产业来解决。这种保护主义不过是种噱头，并非一项严肃的贸易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