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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只吃第二只螃蟹

他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非常勤奋:担任多档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两所大学任教,平均年出书三本,全年演讲150场……这一切都使得他成为内地人最熟悉的香港人之一。他是梁文道,华语媒体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代表,身兼数职的他成为务实型财富人物。

干活:跳一跳,能摘到

最忙的时候,梁文道同时在凤凰卫视做四档节目:《铿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走向2010》和《时事直通车》;最高记录时,观众会在凤凰卫视一天看到他八次。他常常跟台长刘长乐开玩笑:“你们这么折磨我,还不如直接把一个台交给我,叫凤凰卫视文道台,我一个人来做算了。”

梁文道生于香港,很小就随父母去了台湾。小时候,他常常和别的小朋友去苹果园摘苹果。修剪过的苹果树不太高,但对于他们来说,要想摘到树上又大又红的苹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多数小朋友会抡起竹竿击落树枝上的果实,砸落在地的苹果往往被摔得破烂,汁水外溅。梁文道却很聪明,他先在园子里找一棵并不高的果树,然后奋力往上跳,同时伸直手臂,争取跳跃到最高处时采摘到苹果。虽然他并不是每次跳跃都能摘到苹果,但只要是摘到手的苹果绝对是完好无损的。

童年的趣事,让梁文道在成长与赚钱的过程中深受启发。梁文道最早在香港大学做讲师,一周只上几节课,大多数时间不用坐班,相当悠闲,惟一的缺点就是钱不多。那时候,家人都在台湾农村,大部分薪水得用来补贴家用。因此,梁文道在香港过得并不舒坦,住学校提供的教工宿舍,吃学生食堂。

梁文道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但他想想自己除了读过很多书,会教书外,似乎没有别的赚钱门道。闲适的生活有点儿像摘没有高度的苹果,太简单了,不费什么工夫。于是,梁文道开始做有难度的事,起初是写书。第一本书拖拖沓沓写了大半年,写好后他非常不满意,拿到出版社也没有人愿意要。梁文道觉得写书就像摘高大果树上的苹果,自己还不够高,还没有能力摘下来,而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又像高个摘矮树上的苹果,太轻而易举。他认为,真正能发掘的赚钱之道,应该是那种跳一跳就能摘到的果实。

于是,梁文道退而求其次,开始给报刊投稿。刚开始有点难,因为没有名气,不会找选题,千字文发到编辑那里,总是改了又改,很多时候都要按照编辑布置的选题重新再写。渐渐地,他的稿子越写越好,约稿的媒体也越来越多,稿费随之水涨船高。

增值:只吃第二只螃蟹

梁文道的才华逐渐显露,华语媒体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当时,刚刚成立的凤凰卫视和香港商业一台几乎同时向他发出邀请,为他开辟文化类节目做主持,薪水相当可观。

梁文道很是心动,一旦从平面媒体的作家跨越到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将是人生更大的提升和更多财富的收获。看似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梁文道却思虑了很久,最后,他婉拒了电视台。这个决定颇让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意外,当时,就连央视的几位知名主持人都跳槽到了凤凰卫视,他没有料到没有任何主持经验的梁文道会拒绝这块诱人的大蛋糕。

这是因为梁文道有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为自己的造型自卑,自己既不够帅又不够高,还有些微微秃顶,声线也没有磁性,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像他这类人成功主持节目的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如果当时梁文道闯进凤凰卫视,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一定是“吃第一只螃蟹的人”。

两年后,梁文道还是迈进了凤凰卫视。他在《开卷八分钟》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10年,爱迪生发明了有声电影,电影很快风靡全国。一个叫梁少波的年轻人,敏锐地意识到电影蕴涵着巨大商机。梁少波积极参与电影制作,很快掌握了拍摄技巧与常规流程,接下来他想寻找一个投资方,成立中国首家电影制片公司。梁少波首先找到好友邵仁枚,但时值香港富商的邵仁枚婉拒了他。后来,梁少波又找到另一望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开张后,大家才觉得投资电影不易,首先是器材十分昂贵,摄影机、印片机、接片机、发电机等都得从法国进口,高薪从德国聘请会使用机器的摄影师、灯光师……举步维艰之际,公司面向社会发行债券,300多位投资人倾囊相助才解了燃眉之急。中国首部故事片《胭脂》在香港公映后,场场爆满,然而,票房收入远远抵不上影片投资。最终,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宣布破产,数百位投资人血本无归。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直到1930年,邵仁枚才涉足电影业,他与六弟邵逸夫成立了邵氏兄弟影视有限公司,一炮打响,成为当年中国电影业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

在最初婉拒凤凰卫视时,梁文道就在一本名为《华人电影史诗》的书中看到了这个故事,也正是这个故事让他下定决心婉拒做主持人的邀请。梁文道是这么想的:如果邵氏兄弟在1922年就投身电影业,下场必定和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一样。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时机问题。如果自己贸然转向电视主持人,首先能力不足,再则时机也不对。

面对一个尚不成熟、不够了解的市场,“吃第一只螃蟹”的人可能会遇到更多挫折,这种情况下,选择“吃第二只螃蟹”,把第一次机会让给别人,等别人把路探明了,自己再进入,往往会事半功倍。这就是梁文道婉拒之后再主动进入电视领域的动机。

赚钱:一点累,刚刚好

梁文道一直走得很稳,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写作,还做主持,尽管其中的任何一项兼职都超过了当教师的薪水,但梁文道并没有辞去学校的工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累,还可以赢得更多,于是又兼一职—香港商业一台总监。

梁文道读过很多书,留过学,在香港最知名的大学任教,已经具备了做专家的资格。他在香港的家只有80平方米,卧室和客厅的墙打通连为一体,高大的书架倚墙而立。每次去别的国家,买回来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奢侈品或者当地特产,而是一箱箱书。

商业一台是香港收听率最高的电台,梁文道主持了两档节目,一档是新闻类,一档是文化类,与其说自己做主持,不如说主持、专家一锅端。第一次做专家特别有意思:在讲完一堆新闻后,梁文道清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对听众说:“下面,有请本台重金邀请来的顶级评论员做专家点评,他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教授、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同时也是多家知名报刊的固定专栏人,以及凤凰卫视知名节目主持人……有请梁文道先生!”

介绍完自己后,梁文道一改主持节目时的随意风格,旁征博引地点评起来。主持、专家合二为一的全新节目模式,很讨当下年轻听众的胃口,随着收听率大幅提高,梁文道又在别的节目中当起了客串专家。过去,商业台每年为邀请专家都得花费数千万元,因为梁文道的取而代之,商业台节约了很大一笔钱,同时又因为高收听率带来的广告效应,梁文道的总监收入也涨了三倍。

在电视台当专家还不满足,梁文道把专家的领域扩大到演讲方面。之前,梁文道在一些场合讲过课,头衔多半是知名主持人,这个头衔多少有些娱乐的成分。后来,梁文道索性改为专家,许多讲座也命名为“梁文道论道”,颇有学者范儿。梁文道不仅成为各大院校的知名专家,甚至在内地许多城市的发展论坛上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今天,梁文道做那么多职业,运用的也是摘苹果的道理。如果很闲,就多做一份,直到稍稍感到累即可;如果很累,绝对不再做加法。太闲,人会懒,用香港人常说的话是“懒人无钱赚”;太累,人会病,最后都送进医院了。一点累,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