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明末清初时人。他本为王孙，后又遁入空门；行迹痴癫，却能妙手丹青。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的人生是一场扑朔迷离的传奇，是考验研究者的难题。三百多年来，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极模糊又极清晰，极卑微又极伟岸的身影。
甲申之变，大明王朝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曾经高踞在芸芸众生之上的王孙忽然之间跌入万丈深渊，由大明宗室的天潢貴胄，变成国破君亡的逃亡者。其后，更是“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于是“窜伏山林”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家国巨变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痛苦与噩梦，他在孤独幽愤中战栗和挣扎，走完自己凄楚而哀怨的人生。他避祸深山，遁入空门，竟至在自我压抑中疯狂，自污自虐，睥睨着一个在他看来已是面目全非的世界，最终逃入艺术之中。
八大山人的书画题跋和诗偈，充满禅理、禅义、禅机，禅门典故、话头、机锋随处可见。他不像其他禅门高僧，以对话或训导别人的方式阐释自己的禅学观点，而是以书画和诗与自己对话，直抒胸臆，让艺术成为其人生观的代言者。
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使命传承者，他似乎命中注定要与苦难同行。身为大明宗室，倔强的八大山人拒绝与清廷合作，终生未仕。他用干支和岁时纪年，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清朝帝王的年号。种种类似的细节乃是一种独特人生况味的隐秘抒发。他无力与命运抗争，又无法克制内心的痛苦。正是这种扭曲的外部世界和灼烧的内心，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将绘画的语言发挥到极致并赋予其崭新的生命，但也成为一个最难被读懂的画家。
八大山人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他有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他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艺术史的精华。倘若八大山人也像他的挚友澹雪和尚一样，因为“狂大无状”而死于非命，那中国艺术史上就不会有他在晚年留下的那些不凡的作品了。
有学者指出，后人对八大山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太强调他的政治身份。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有人对八大山人进行简单的政治定性，甚至推测其为直接参与抗清活动的斗士：他削发为僧是一种掩护；他当寺院住持是为了把寺院变成抗清据点；他在临川住了一年多而“忽发癫狂”走还南昌，是因为胡亦堂胁迫他降清，不得已“佯狂”逃避……有人甚至依据上述臆想，以“收集整理”的名义，编造出他反清复明的“民间故事”。这些都是旁人给他设定一个政治角色，再据此加以论证或猜测。这样的主观臆断，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行为。
仅仅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一个艺术家，未免太过单薄了。曾经决定八大山人命运的政治给他造成的全部影响，已经内化为一种艺术精神，并以强烈甚至怪异的姿态表现出来。从政治方面对八大山人进行简单化和庸俗化的论述，并不是对他的深刻认识和研究。
活跃于清初画坛的四位画僧——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皆明末遗民，但他们之间的不同是鲜明的。较之石涛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唯美，八大山人的作品带有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气息。他以全身心的力量表现苦恼、焦灼、挣扎、痴狂等情感，人们可以从其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同样有着远离烟火的贵族气息，石涛文雅，八大山人冷峻。在社会生活上，石涛遍游江湖，名满天下，上朝帝王，下交名流，生活富裕，养尊处优；八大山人囿于一隅，流离失所，“溷迹尘埃中”，淡泊孤寂，郁郁而终。八大山人的画没有石涛一些作品里的躁气和媚气，以笔墨质量而言，有清一代，对石涛笔墨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郑板桥曾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
性格决定命运，内在冲突的深刻性决定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品质。苦难是艺术家成长的沃土，至少在八大山人身上，这是确凿的至理。石涛曾被看作清代最杰出的画家，但随着人们对八大山人认识的深化，耿介悲情的八大山人被公认为四大画僧之首。
八大山人常常被一些研究者塑造成一个愤怒的艺术家，其丰富的艺术情感被诠释为简单的家仇国恨。这样的认识，其实降低了八大山人艺术的价值。八大山人在将自己的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感情状态植入绘画语义系统的同时，其与众不同的绘画语言所表达的因文化断裂和文化失语带来的创伤感，远远超过政治上的失落感。坎坷的人生遭遇与优秀的文化素养造成的心灵落差，给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带来无限的丰富性，最终造就了他特有艺术品位和魅力。作为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他不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也深刻地表达了他所处的时代。
对于后人，八大山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伟大的艺术成就。无论关于八大山人有多少争执，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他超脱了时间。一个不妥协的人创造了不妥协的艺术。
八大山人终归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八大山人不完全属于政治——尽管他一生都受制于政治，而属于内涵更大的文化；不单单属于一个大明王朝——尽管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而属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史；不仅仅属于一个朱氏家族——尽管那姓氏对于他永远不可更改，而属于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