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范文网欢迎您!
首页 >  实用工具 >  文摘 >  人物 >

凡·高和高更的椅子

2016年在东京都美术馆看了画展,画展的主题是“凡·高和高更——想象与现实”。画展以凡·高和高更在“黄房子”里共同居住的62天为线索,描述两位画家的人生。

《黄房子》(凡·高绘)

“黄房子”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上。1888年,凡·高搬到这幢破败便宜的公寓。公寓设计得很不合理,空间局促,空气不对流,夏天闷热难忍,冬天寒冷难耐。凡·高却宣布他找到了天堂,他说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实际上公园里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往往来自对面的妓院区。他喜欢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宣称看到了“地道的左拉小说里的场面”——咖啡馆里全是落魄的流浪汉和伤心人。

1

在黄房子里,凡·高萌生出一个热情而浪漫的幻想:他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们的乌托邦。凡·高把不成功的艺术家比作老马——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凡·高年轻时画过老马的素描——一匹在煤气厂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他在它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看到了自己。

凡·高设想出一种生活:把落寞的艺术家集中在黄房子里创作,让他的弟弟提奥来做他们的艺术经纪人。从此“老马”生活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和河边,有同伴,行动自由,爱情自由。

这个设想让凡·高激动,不仅因为他为这个理想图景而着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可以解除自己身上的道德压力。凡·高一直靠弟弟提奥提供的资助来生活,而黄房子的模式能够把他对弟弟寄生虫一样的依赖,变成挣扎的艺术家共有的道德权利。

凡·高理想的同居伙伴叫保罗·高更。

两个人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凡·高对于高更的情感复杂,夹杂着崇拜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有了高更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凡·高给高更寄出第一封邀请函。信里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阿尔勒阳光明媚,女人漂亮;提奥每个月会寄给我们250法郎的生活费;我们每两周可以去一趟妓院……

高更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主角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就是高更:他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他流落街头,成为码头工人,又把自己流放到太平洋的小岛上,疾病缠身,寂寞死去。

这本小说让很多文艺青年动容。毛姆把人分成“人们”和“他”——当人们在捡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为了眼前的月光,艺术家可以承受孤独、寂寞、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高更的妻子看了这本小说,说小说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毫无相似之处。真实的高更,即使符合毛姆所描述的一切经历,也不是毛姆描述的那个人。

高更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他的画卖得不错,性格也不孤僻,很有人格魅力,在艺术圈子里不乏追随者。其中一个追随者是个叫拉瓦尔的年轻画家,家境富裕,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对高更所描述的热带异域风情充满了憧憬,于是和高更一起坐船去加勒比海。

高更和拉瓦尔停留在巴拿马的科隆,这里人多拥挤,环境恶劣,拉瓦尔很快得了黄热病,每日在床上呻吟,高更却对他的痛苦冷漠以待。高更的冷漠不是仅仅针对拉瓦尔的,当高更自己的孩子从三楼摔下来时,他在给凡·高的信里却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而且主要是抱怨医治的费用太高。很快,高更也生病了,当他终于筹到回法国的旅费时,拉瓦尔的病依然很严重,高更却撇下他,自己回到了文明世界。

另一边,不知道凡·高对于高更深入骨髓的冷酷有没有预感,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他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把条件好的大房间留给高更,把厨房留给自己。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高更印象深刻,他拼命作画。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凡·高不断寄去旅费,高更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门打开之后,惊讶是双向的。凡·高想象高更是憔悴虚弱的,他没有想到高更竟然如此健壮;而高更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幅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那是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面是黄色的花。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时,凡·高却用颜色“强奸”画布。别人批评他的画色彩过于明亮,他就画得再亮一些;提奥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就画得更快。

2

凡·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黄色,高更最喜欢用的颜色是红色——这仅仅是两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差别。高更不相信肉眼看到的世界,他認为作画靠的是灵魂而不是双眼,要画一个被内化了的世界。他后来在塔希提岛上画那幅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画婴儿、老人、青年,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形色各异的肉体。那幅画就没有用任何模特。而凡·高则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只是观看和感受。

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勒的葡萄丰收季,凡·高的画充满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力四射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上布满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亲密关系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朝夕相处、分享情感的两个人势必会分出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时,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和欺凌。

高更无疑是两个人关系里的强者。他的画很快就被凡·高的弟弟提奥卖出了好价钱。有生以来第一次,凡·高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这样,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高更的才华让凡·高嫉妒又惊讶。凡·高并不是一个纵欲糜烂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行僧式的画家,除了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到创作上。当高更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时,凡·高感到很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能创造作品。”

高更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就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凡·高在高更作画时蹭他的模特,迅速画了一幅肖像。高更画的咖啡馆老板娘颇有风情,托腮媚笑,那笑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个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而凡·高画的老板娘就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凡·高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凡·高的椅子》(高更绘)

3

高更否定凡·高的作画方法,要凡·高像他一样凭借记忆和想象作画。高更甚至不屑用凡·高研磨的颜料。

凡·高作为两个人中的弱者,亦步亦趋地听从着高更对他的建议,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旋涡般炫目的星空和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而求助于妄想和幻觉。他表现得谦逊而谄媚。

我在这次“凡·高和高更”的画展中看到的最让我动容的画,是凡·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那是凡·高为高更这位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在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映衬下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这幅画缠绵如情书,因为凡·高想画的当然不只是椅子,他想画的是高更,可他没有勇气以高更为他的模特。凡·高自己承认:“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高更已经逃离了。

虽然任何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却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你无法指责他。弱者姿态低无可低,强者却被逼得退无可退。

如何想象和凡·高同居的生活?非常简单。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凡·高的信——你没办法放低音量,没办法要求他中断,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高更后来回忆,他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凡·高站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被他大声呵斥之后才回去睡觉。

高更在圣诞节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凡·高得知弟弟提奥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但这次他没有。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高更最喜欢的妓女,但是妓院的守卫拦住了他。凡·高交给守卫一个包裹,嘱咐他捎个口信:“别忘了我。”

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凡·高割完耳朵,高更逃之夭夭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在从医院出来后的很长时间之内,凡·高都在为想象中高更的赞誉而画,他努力回忆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的含混的赞美,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指导。

一年半以后,凡·高去世。十几年之后,高更去世。几十年之后,黄房子毁于“二战”。

凡·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我完全能理解凡·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凡·高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行而非情感维系的世界。史蒂文·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凡·高傳》中这样描述凡·高家孩子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任由失控的情绪毁掉自己。”

或许对高更和凡·高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同行。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暖意的回忆来。

高更后来在塔西提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凡·高所自比的“老马”。

在这次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凡·高离世十几年后画的《凡·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