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进士。他在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判卷官梅圣俞也算学富五车了，却从未听说过尧与皋陶有如此之对白，翻了半天书也未及见。一日，他将心中疑惑问及苏轼。苏轼笑道，那是我编的。
还有三国时的孔融。曹操攻下邺城之后，烧杀抢掠。儿子曹丕还私纳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看不惯，就给曹操写了封信，言及“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之事。曹操有些不明白，回家翻书也没找到，便问孔融，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意思说，以现在攻入邺城你们曹家父子的所作所为来推断，武王差不多也这么做过吧。曹操一听，原来孔融是编一个故事来讥讽自己。
这两件事，如出一辙，但后人谈及，前者可谓美谈，后者却难免沉重。原因是，当苏轼把真相道出后，梅圣俞一笑而过。不仅如此，梅圣俞以及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都特别欣赏和推崇苏轼，把他的试卷判为第二名。欧阳修如此乐观地预见苏轼的未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还写道：“欧阳修有一天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言外之意，将来的文坛必将是苏轼的天下。
孔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后来，曹操找了一个借口，把孔融杀了。当然了，孔融是跟曹操作过几次对的，虽言语也侮慢，但其所劝讽，都不无道理。那么，曹操杀孔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后汉书·孔融传》是这么说的——“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虑鲠大业。”大意是，曹操怕孔融说得太多，妨碍了他的大事。
苏轼与孔融，学问都很大，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一个遇上了梅圣俞，一个遇上了曹操，一个一瞬间花开，一个一瞬间寂灭。任性知识分子的幸运和不幸运，跌宕与浮沉都在这际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