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天宫二号吗？你的快递到了！”
2017年4月20日，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其时，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管天舟一号叫“太空快递员”，语气又萌又傲娇。
换作从前，人们为大国重器傲娇的方式，是涌向天安门广场。比如，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弹指间，这个中年人已是满头白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
探月铁三角
欧阳自远的名字，随着“嫦娥工程”而妇孺皆知。可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嫦娥之父’。我不懂航天，读书时学的是地质；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他们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欧阳自远想探月，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搞探月，你得把他拽进来。”
“谁啊？”
“孙家栋！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欧阳自远探月的那些科学构想，到了孙家栋手里，就分解成一个一个步骤、一个一个系统。“探月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后，任命了三个人，栾恩杰是总指挥，孙家栋是总设计师，我是首席科学家，大家管我们叫探月‘铁三角’。孙家栋一上来就说：‘欧阳，我是给你打工的。’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对航天一窍不通，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他就笑：‘嫦娥一号能不能到达月亮，这是我的活，到不了，你唯我是问。但是到了月亮以后，该看什么、该拿什么，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我把你的眼睛、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后边一切事，归你。’别看说起来简单，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需要哪些关键技术？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事情千头万绪，他操心死了！”
欧阳自远很快发现，孙家栋不仅航天技术过硬，对各个部门和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大事小事到了他这儿，都能迅速决断。
最刻骨铭心的事，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球附近后，得被月亮抓住。抓不住就飞跑了，要不就撞上月亮了，前功尽弃。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月球，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嫦娥一号发射出去，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起来痛哭。”
那一刻，孙家栋78岁，欧阳自远72歲。
“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
“为什么会哭呢？”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他微笑：“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洋钉洋火洋油，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1958年一回国，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孙家栋当组长。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但人人都明白，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青年学生很紧张，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连guidedmissile这个词，一会被译作“飞弹”，一会被译作“带引导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导弹”。可自己专业不对口，学飞机的，能干导弹吗？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大科学家却很谦逊，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这帮年轻人，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自己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檗、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
吃苦、奋斗，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钱学森示范了怎么面对失败。有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分析故障原因时，孙家栋和设计组的人懊恼自责，情绪极低。钱学森见状，当即停止了对故障原因的分析：“如果说有考虑不周的原因，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距离今天正好50年。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授予功勋奖章。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被授勋，但在他心中，“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是他们的学生。”
“让年轻人放心地干”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而外企纷纷涌入，做通信的、做测量的，都跑来航天院“挖角儿”。“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搞了航天以后很有大的成就感，可是我实在寒酸，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与孙家栋初见的情形历历在目：“第一次见面，是在工程总体协调会上，我小心翼翼地，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发现不用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既给年轻人压担子，又给年轻人解压。在攻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任何困难，孙老总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您觉得这是传承吗？”周建华想了一下，笃定地回答：“是传承！”如今，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只要年轻人不找他，他就不再管“天上的事”。“你很长时间不在天上了，突然之间给年轻人提个问题，你又有个头衔，人家年轻人是同意你好，还是不同意你好？所以天上的事我不干预了，我去搞地面的事。我到处出差，跟企业家谈，告诉他们‘北斗’能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能办成很多事。它就像一部手机一样，只要你会玩，里面的名堂就能越来越多。”
“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的‘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告诉他们：你们还是用‘北斗’好！”“再进一步考虑，‘北斗’可用之处很多。运危险品的汽车开到哪了？接送孩子的校车开到哪了？淘气的孩子跑到哪了？走失的老人走到哪了？如果用了‘北斗’就都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