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办白话报，还专门请了老师教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这是在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较小的3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荡荡的大楼房里。
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把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她不再和任何人谈论父亲，也不再谈论与父亲相关联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备受煎熬，那是对于父亲和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思念。开始，每逢过年，她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行动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取消了，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母亲却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里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的要求，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衣物，到“大跃进”时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开办学习班，家人都不赞成，母亲却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住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她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做任何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过去。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显得比我们还要镇定。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居然逃过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这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我的灵魂却受到猛的一击。啊，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那张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场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啊！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想着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