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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的“万有引力”

【编者按】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首次推动我国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研发,攻克技术瓶颈,突破国外技术封锁。

很多人说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什么职务也不要,就想为祖国做些事”;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另类的科学家”,因为他对待科研只有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2017年1月8日,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終于停下了追赶的脚步。胆管癌手术后的并发症将他的生命定格在58岁。

自2010年回国以来,这位“千人计划”科学家一直在向前冲。他那位于吉林大学地质宫507的办公室墙上贴着12张A4纸拼成的日程表,表上几乎每个格子都填满了。没人知道这张时间表的全貌,这个敦实的中年男人也很少谈起。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可能是这张表格中的重要部分。

据吉林大学地探学院副教授马国庆介绍,地球的磁场是一张大网。“磁场之网”亿万年来绵延过海底与平原,记录着永不磨灭的信息,也能捕捉到雷达静默的潜艇尾旋掀起的细沫。

科学家通过重力计算“磁场之网”的信息,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所发展,但难点在工程应用上。重力梯度仪搭载在飞机上,需要在高速移动中对地穿透,精确感知毫厘之差。

2004年,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就曾与美国专家联手攻关。他手下是一支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300人的精英团队。

3年后他回国,马国庆是他带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师徒二人共同研发中国自己的重力梯度仪。项目中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师生,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技术。

他们在地质宫拥有一间办公室。黄大年对这间办公室很满意,他凭窗眺望,能看到少年时代的风景。可屋子毕竟太老了。有一次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雨天拜访,看见电脑和重要资料上蒙着塑料布,房间四角有塑料盆接着滴答滴答的水。

“都这样了,你干脆回家休息吧。”黄忠民乐了。

“不行啊,工作干不完。”

黄大年去世前,团队对于重力梯度仪的研究已到了工程样机阶段。在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上,我国与国际的差距至少缩短了10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回国不到一年,黄大年就急着和吉林大学机械学院的老师联系,想要联合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用于移动平台探测。

居然就让他谈成了。

在马国庆眼中,老师有着西方式的直接,“执行力超强”,很少浪费时间斟酌成功率。会议上遇到感兴趣的专家,一定要拦住人家聊聊,不管认不认识。遇到想不明白的问题,也总要千方百计去找懂行的请教。

黄大年的尝试不止于此。他涉猎颇杂,对很多前沿领域的发展都有兴趣。在他心里,又有太多学科可以与地球物理发生联系。2016年9月,一个由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组成的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成立,黄大年担任了首任学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研究,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副学部长马芳武曾这样评价。

卢鹏羽是这个学部的首批受益者之一。这位吉林大学硕士生既是地探学院的一员,又在计算机学院做科研。他的工作是结合地探数据,利用计算机建模,将地球磁场的大网变成视觉图像。

横跨两个专业,卢鹏羽一度有点迷惘:面对的图景太过宏大,未来又太遥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最终选择朝导师指明的方向追赶。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没走丢。

“黄老师是一个实用的理想主义者。”卢鹏羽想了一会儿说。

2010年,黄大年出任吉林大学“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选拔本科学生,旨在培养一批地探科学的预备军。英语水平是选拔考试的重要标准之一。

这位新晋班主任常常请地探领域的国际牛人来长春,为自己的学生讲课。

“一定要出去,出去以后一定要回来。”这是黄大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叮嘱。

学生周文月有时觉得,老师脑海中的时间表已经超过了他的生命长度,他在学生身上寄托了一个更宏大的未来。

本科毕业论文,周文月定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汶川地震的地球磁场研究。黄大年很认可:国家需要这样的研究!他清楚这个题目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难度太大,便拜托马国庆出差时收集数据供周文月使用。

“他就是要把我领进门,让我体验一下有价值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她慢慢反应过来。

和时下的风潮不同,黄大年的学生从不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惜时如金的黄大年也从不吝啬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他们在地质宫暗黄色的水晶灯下高呼着号子拔河,在初春的巷口烧烤——黄大年还特意把车子开来挡住风,车载音响放起《斯卡布罗集市》助兴。他爱摄影,去哪里总是背着沉重的器材,指挥着大伙摆造型。

在黄大年这里,只有一件事是开不得一点玩笑的——科研。黄大年给周文月博士论文的批注总是密密麻麻,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次正讨论时,黄大年突然一把盖住摊开的论文,笑嘻嘻地问她:“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后来周文月才知道,黄大年少年时期与父亲通信,信总是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再连同回复一并寄回。再相见,在广西地质学校做老师的父亲也常这样突然盖住被改过的信,问:“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昏了过去。回长春后,他被检查出胆管癌。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护士长常发现这位教授在用力思考: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黄大年去世后,马国庆接手了老师一系列未完成的工程。他离开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晚,午餐也总是以面包充饥。师弟师妹私下觉得,这位总爱开玩笑的大师兄神态越来越像老师了。

周文月最近则常常忙于接待——采访和参观的人太多。她每天清早起床,推迟回宿舍的时间,用早晚的时间把科研工作补上:“怕黄老师看到我懈怠。”有时深夜寂静,走廊黑黢黢的,只有自己的办公室亮着灯,她想起黄大年常说的“地质宫里有中国地探科学的灵魂”便十分安心。她正在稳步推进“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的前半部分。这位“李四光班”的学生从地质宫的窗口望出去,正是恩师少年时注视过的盛夏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