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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努·里维斯,黑暗回归

基努,黑衣,白墙。他是和色彩不相干的人,但也不是酷,只是一种寂寞、无助、彷徨、黯然,或者别的……

他是一个疲惫的、愤世嫉俗的,但又怀着希望的人。他的名字来自夏威夷语:穿过山谷的清风。他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他断绝了和他华裔父亲的所有来往。他的不幸童年,是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他寡言少语,经常在媒体前说错话。他不会挑片,错过的好机会和演的烂片一样多。很长时间他的巨额片酬只有两个用途:给他患白血病的妹妹治病,和支持他的破烂乐队:天狼星。在40岁之前,他没有家,永远住旅馆。他扮演过释迦牟尼,喜欢打坐。他能背哈姆雷特的所有台词……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我们走不进去,他也不想出来。

基努可能是好莱坞最不喜欢说话的明星,媒体的记者们因此对他颇多抱怨,因为他总是对他们敷衍了事—不想多说什么的时候,只用“唔”、“是啊”之类的单音节词组打发他们轰炸给他的问题。曾经有《滚石》的大牌记者去采访他,回来后写文章抱怨:“就算电闪雷鸣,天地崩裂,世界转瞬间即将毁灭,基努还是只会呆呆坐在你面前,一言不发。”

此刻,基努就坐在我的对面。黑衣,白墙。他是和色彩不相干的人,但也不是酷,只是一种寂寞、无助、彷徨、黯然,或者别的。

他又陷入沉默,他非常习惯于沉默,丝毫不觉得这种停顿是难堪的局面,他不动声色,我想没有绝对的耐性,就没有资格采访他,显然他也这样认为。

基努来自夏威夷语,读作“key-a-noo”,意为“穿过山谷的清风”。他刚到好莱坞时,经理人建议他改名字,理由是这个名字不够“白”,主流白人社会也许会将他视为异类。但他不屑,依旧做他的“基努”。

在声色犬马的好莱坞,基努是如此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没有绯闻,没有密友,很少出现在社交场合。依旧骑摩托车,依旧住汽车旅店。可以连续三天穿同样的衣服,鞋子张了口,用白胶带绑一绑继续走路。

黑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也宿命般地成了他生命里的颜色。就像在电影里,尼奥为了拯救世界要经受种种考验;在真实的世界里,失去也成了基努永远要面对的恐惧。

少年时心心相印的密友里弗·菲尼克斯,那个颓废绝望的美少年,死于吸毒和服药过量;1999年,他和女朋友詹妮佛·塞梅盼望了很久的孩子胎死腹中;一年之后,詹妮佛在参加玛丽莲·曼森的一个派对之后,驾车出车祸去世;他最牵挂的妹妹,在20岁时患了白血病的基姆,接受各种治疗煎熬的十余年,他为她建了一座医院,在夏威夷一处小岛上为她准备了一个放满鲜花的小木屋,放弃工作陪她做治疗,但终于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

“我的事业算得上非常成功”,信奉佛教的基努曾经承认,“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那么多悲剧。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福祸相依。如果真是这样,我情愿放弃我的成功,把生命留给我爱的这些人。”

但是,他无法选择,只能继续孤独地生活。

也许是看穿了命运无常,才会如此漠然沉静,才会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味道。“当你爱的人离去后,你就孤独一人了。我曾是她们的一部分,她们也曾是我的一部分。我怀念那些日子。我想知道如果她们还在这里,我会是什么样,我们会一起做些什么?我怀念所有那些永不再来的美好事情。”

对于基努来讲,他的人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他一直期望能够像偶像法国诗人兰波一样,在一个没有人认识的贫民窟孤独、寂寞而又清净地死去。

事实上,从童年时代起基努就一直被这种孤独感困扰着。“我的生活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在某次采访中,他自己承认,“我的长相就和别的孩子不同,我有很多个继父,还总是在搬家,不会在某个地方长住。”

他出生在夏威夷,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已离家出走,几年后因为私藏毒品被判了十年监禁。多年后基努回忆说:“爸爸在毒品和家人之间选择了毒品。”虽然在他成名以后,父亲曾经写信和他联系,但他没有回应。“我身体里有他的血液,但我不想从他那儿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之间的故事很沉重,充满了痛与伤。”—他最后见到爸爸是在15岁。

他的母亲又有过三次婚姻,这使他的童年看起来颠沛流离:先是澳大利亚,然后是加拿大,最后是美国。因为母亲是相当成功的舞台服装设计师,许多名人,诸如多莉·帕顿、大卫·鲍伊和艾利斯·库柏都是基努家的常客。这对基努后来选择进演艺圈多少有点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学校里一直过得不开心,成绩也不怎么样,只有在戏剧表演课和冰球场上,他才能找到一些自信和快乐。于是,17岁那年,他在接拍了一个可乐广告后,决定辍学,进入娱乐圈。

也许是受到瘾君子父亲的影响,在16岁时,他开始用古柯碱麻痹自己,并沉浸于幻觉,但菲尼克斯的猝死给他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一切有了新的思考。之后他用“一般人不会用”的方法戒了毒。

他喜欢飞一样的感觉,“与清新的空气如此亲近”。他和朋友们骑着车去旅行,车辙遍布北美与欧洲。他喜欢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喜欢沿途的森林,喜欢路旁的汽车旅馆,喜欢流浪的感觉……

他叛逆的背面是冷静与思考。为了补偿在学校的所失,他请了家庭教师,阅读成为他的一大乐趣,他喜欢的作家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斯蒂芬·霍金,狄德罗,威廉姆·吉布森……

他拥有的金钱很多,留给自己的却很少。他失去的东西很多,却永远不会失去一颗善良的心。

那副风靡全球的墨镜,把他眼中的惆怅和忧郁,小心翼翼地遮挡,只留给世人一个洒脱而冷酷的背影,而他拒绝交出他的心。

基努的拍片频率并不高,选择剧本也完全按自己的口味行事。但是,他在好几部小制作的文艺片里的尝试并不成功,甚至还拿过著名的“金酸莓奖”。但也有例外:当年《生死时速II》开拍时,基努决定去加拿大出演《哈姆雷特》,推掉了那个让无数人羡慕的片约。这被许多影评家嘲讽为“最愚蠢的举动”。可最终结果让所有人都跌了眼镜:那部倒霉的电影被评为当年度最差电影,而基努却异常出色地诠释了敏感的丹麦王子。“我和哈姆雷特有许多共同点。他如同梦游般地生活着,但是却很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带着讽刺的眼光评价一切。我也是如此。”

这是最精确的评价。对这个总是安静的沉默的男人而言。

在好莱坞可以骂基努没演技,但是不可以骂他的人品,因为他对导演,对配角,对场工,对幕后人员全部一视同仁。他是全剧组最勤快的小工,钉钉子,发饭盒,抬东西,只要他有空,只要你缺人手,你随时可以叫他来做。

拍《魔鬼代言人》时,制片人拿不出阿尔·帕西诺要的那么多片酬,基努从自己口袋里掏了一百万给制片人,叫他去请帕西诺。那时候他片酬八百万,拿了八分之一给别人,只为了让电影成功。拍《替补队员》时他也做了相同的事情,自己掏了一百多万付给别的演员。拍《黑客帝国》二三部的时候,因为导演烧钱太厉害,制片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给自己降了一半片酬,事后还把2000万美元的分红分给了剧组人员。有几个好莱坞明星这样做过?

他自己有一支乐队,取名“Dogstar”(天狼星)。他弹贝司,有时也写写歌。他们的歌被评论界批评得一钱不值,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最走红的时候,丢下无数片约,几千万美元的酬劳,拉着另外两个乐队成员去玩巡演,拿一万元不到的出场费。演出的时候,就算被扔了西红柿,也仍然一脸认真地照弹不误。有记者幸灾乐祸地去采访,问他:“音乐和电影里面,你到底选择哪一样?”他严肃地回答:“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样,我宁愿为了音乐抛弃电影。”

这句话后来被无数报刊转载,作为他不明智决定的最佳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形成了思维惯性,习惯了以成功来衡量一切。可是回头想想,为了快乐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法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后记

过了40岁生日之后,基努似乎有意用积极一点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一年里,他有两部电影要上映,一部是观众认为的最适合他的爱情文艺片《触不到的恋人》,一部是他自己喜欢的科幻影片《黑暗扫描仪》。

他目前生活的重心就是在寻找平衡。“我想,在经历伤痛之后,生活需要归还。你必须拒绝被打倒,生活必须继续。”

作为“归还生活”的第一步,基努买了一处房产“扎根”。“我租了家具,买了张床,正在熟悉我的房子。”

这个自认为血液里有吉卜赛因子的男子过了几十年漂泊的人生,才猛然感悟:“然后我到了40岁,那场生日很难,可能因为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

他尽量不给自己太长时间独处,这是场挣扎。“我想要结婚,想要孩子。这些都是山顶的目标,我要爬上去才行。我会做的,只需给我一些时间。”

他曾来到恒河边,看到那些神庙和对岸丧礼上焚化死者的火堆,孩子在嬉戏,猴子和狗在追逐,还有观光的游人和苦行僧。“他们时常谈及怜悯和轮回,然后进入一个关于生死、关于永恒的话题。我静静地看着这些,感觉生命真的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