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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的1914

上海外滩码头上远洋邮轮汽笛响起,送别的人挥舞着手臂,凝望着自己的亲友,有的甚至发出嘤嘤的哭声。这条船上载着一批特殊的客人——第一批获得清华奖学金的9名女留学生。这天是1914年8月15日。

留学生之中,有个女孩与众不同:只有她没有哭泣的母亲或其他亲人来送行。因为受不了跟母亲离别的场面,她早早就跟家人说不要送别。这个女孩,就是有着诸多“第一”头衔的陈衡哲: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的女留学生中的一员、“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这一年,她24岁。

除父母之外,三舅对陈衡哲的早年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三舅常常对她说,世人对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三舅希望她有造命的态度,也相信她能创造自己的命运。她确实是这么做的,也做到了。

对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是她7岁时拒绝缠足。她很幸运,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开明人士抨击缠足的陋习,虽然母亲以将来好找婆家为由,要求她缠足,但在陈衡哲多次拒绝后,便也作罢,让她得以保持一双天足。

她的第二次抗争,则是13岁时离开父母,去广州考西式医学院。她之所以这么执着于上学,跟她十一二岁时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崇拜有关。她曾经想当个穿白袍、骑白马,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中国式贞德,但梁、谭二人的榜样力量让她最终确定了知性发展的人生道路。要实现这个志向,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于是,在13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903年,陈衡哲独自坐上了现代化的蒸汽船,前往广州。其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新式学堂,但女子教育尚未被纳入教育系统——陈衡哲想上能接受西式知识训练的女子学校,除了她不喜欢的医学院,似乎也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年纪太小,陈衡哲在广州没被医学院录取,最后入读上海一所中英女子医学院。在这所学校,她除了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外,其他一无所获。

接着,17岁,陈衡哲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挑战:她父亲让她回成都,家里有一门亲事在等着她。她坚决拒绝,表示自己“永远不结婚”。

父女俩的对峙,以她晕倒、父亲软化告终。父亲答应她不再提她的婚事。在成都待了一年后,陈衡哲再次孤身上路,去常熟的姑母家借住。

在姑母家,她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的亢奋期。她把自己定位为“旁观者”,“在举国皆狂的时期,我却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头脑冷静、不抱任何幻想的女子”。

1913年冬天,经姑母介绍,她在常熟乡下当起了家庭教师。她经常忧郁地自问: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种生活和父母包办的婚姻生活有什么两样?

转机在1914年来临。5月的一天,陈衡哲在报上看到了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招募首批赴美女留学生的消息。这次招考没有学历要求,满足“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条件的女孩皆可报考,通过考试的话,就能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5年。

当时一共有41人报名。笔试持续一周,每天上午考3门课,下午考两门。考试的科目中,有一半是陈衡哲从来没学过的,比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几何、代数等。她有投机取巧的时候,比如考美国历史的一道题目:“安德鲁·杰克逊为什么被弹劾?”她回答“因为他违反了宪法”,她觉得自己这样回答十分聪明。后来她得知,她的美国历史不及格,那些含糊其词的回答都没有得分。大部分时候,她回答自己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就不回答。那些她完全没学过的科目,她只写下“从来没学过这个科目”,然后就交白卷。负责招生的人告诉她,这个举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来到美国后,陈衡哲首先进入位于纽约州的普特南女子中学学习。那时的留美学界有两件大事,一是白话文学运动,一是科学救国运动。两大运动的提倡者分别是胡适和任鸿隽,也就是日后与她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男人。不过彼时陈衡哲对他俩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1915年秋,陈衡哲入读瓦瑟学院,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她的大学生活,在她1917年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中有所反映——好奇的美国女生问同宿舍来自中国的张女士:“中国的房子是怎样的?也有桌子吗?我听见人说中国人吃饭、睡觉、读书、写字,都是在地上,真的吗?”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应该是陈衡哲这篇《一日》,而不是以往公认的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一日》则发表于1917年。只是,一则《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国内乏人看到;二则《一日》比较稚嫩,“差不多不算是一篇小说”(任鸿隽语),故而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名头,落在了《狂人日记》上。

任鸿隽和陈衡哲相识,即缘于《留美学生季报》。在《五十自述》中,任鸿隽回忆自己如何被陈衡哲的才情折服:“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盖自前一年余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得陈女士投稿始。当时女士所为文曰《来因女士传》……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1916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4年之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以任鸿隽为开端,陈衡哲结识了在美国的胡适、杨杏佛,以及在国内的蔡元培、朱希祖等风云人物。其中,胡适更视陈衡哲为平生知己。

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这一年,她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并与任鸿隽成婚。能让抱定独身主义的她改变主意,与任鸿隽的一段表白不无关系:“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陈衡哲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之高,从今圣叹所著《新文学家回想录》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她曾被西南联大请去做讲座,头两排留给教授们坐,但来的教授太多,就连姚从吾、雷海宗等几位名教授都只能站在台角听。讲完后教授们纷纷上前向她致敬,有叫她“老大姐”的,有叫她“陈先生”的,但没有人叫她“任太太”——虽然此时她已辞去教职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