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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傲不逊数黄侃

黄侃1886年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从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他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任教授。因为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1935年黄侃于南京去世,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俊,程千帆,潘重规等,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也许是因为学问大,自视甚高,所以,黄侃先生在他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是目中无人,狂傲至极。其禀性一如其师章太炎,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时人谓之“章疯”、“黄疯”。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

当时,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完成了上半部,下半部却一直难产。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揶揄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都不解其因,黄侃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满堂大笑。

后来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他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时人称为“三不来教授”。每逢天气不好,学生就知道黄侃不会来上课了,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尤其出名的,是黄侃在北大讲课的情景。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他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后成一代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