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年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从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他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任教授。因为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1935年黄侃于南京去世，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俊，程千帆，潘重规等，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也许是因为学问大，自视甚高，所以，黄侃先生在他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是目中无人，狂傲至极。其禀性一如其师章太炎，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时人谓之“章疯”、“黄疯”。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
当时，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完成了上半部，下半部却一直难产。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揶揄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都不解其因，黄侃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满堂大笑。
后来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他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时人称为“三不来教授”。每逢天气不好，学生就知道黄侃不会来上课了，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尤其出名的，是黄侃在北大讲课的情景。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他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后成一代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