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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装由黄永玉设计）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几岁，对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后我记在了本子上。如今再回忆起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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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她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跤之后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劲儿。其实汪先生是在照脸上的皮有没有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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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对先生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先生的教诲，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一大早，他就举着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让老头儿给他看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老头认为这名青年从事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儿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某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儿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儿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完这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是感觉有些惊悚的，甚至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说这个故事，仿佛已经是“前朝旧事”了。因为已过去几十年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了。希望那位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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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曾因受命写一篇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叫章紫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看，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位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时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这期间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她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牢，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小胖手。‘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20世纪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章紫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章紫觉得，汪曾祺指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会打搅别人平静的生活。于是不愿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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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闲聊，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挂在那儿晃呢！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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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名小青年程鹰陪同。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二人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有篇小说要在《花城》上发？”程鹰说：“是的。”林斤澜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上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斤澜：“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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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曾祺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樓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但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串门了。
我们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连声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解释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我们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