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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小人物”的高密度

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像自己这样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着的人,这辈子不会有太高的追求和造诣,索性给自己编了一条座右铭:“如果人生实在没法拓展长度和宽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琐事多;也体现在工作上,尝试多,转型多,想法多,跟头多。掐指一算,混迹于电视这个行当,也有十五六年了,我始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小人物”,说起来,也没啥惊天动地,都是点点滴滴。

最初的记忆

“小人物”最初的记忆,要从刚进湖南卫视说起。

25岁那年,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怀着很臭的心情,顶着很臭的运气,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叫《晚间新闻》。

谢涤葵,现在《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当时是《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埋单时再说没带钱,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幸好他不记仇,还是很支持我。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被领导批评“心中没有人民群众”。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差点儿把观众吓出心脏病,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师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和兄弟姐妹们一混就是十几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2000年,《晚间新闻》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广告第一,被称为“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朱镕基总理致电湖南省委专门提出表扬,大意是“湖南卫视不错,《晚间新闻》不错,主持《晚间新闻》的小伙子不错”。

因这表扬,台里给我涨了工资,岳父岳母欣然纳我为婿,我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广播学院的教材。蓦然回首,值得嘚瑟。

2006年,在《晚间新闻》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遭遇瓶颈,无奈停播。随后,我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大家一起上》等节目,最忙时每周五六档,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晚间新闻》。

一位大叔,看面相有60多岁,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锐哥,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汗啊!我该多老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爸爸去哪儿》,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见《晚间新闻》和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好看

湖南卫视的节目团队都很有特点。在办公大楼里溜达一圈,不用看门牌,基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低头沉思,有基层干部范儿,一定是《新闻联播》的。穿着时尚前卫又嗨又潮,是《快乐大本营》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忧郁,偏文艺青年气质,是《我是歌手》音乐团队的。浑身乡土气息,每天无忧无虑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团队的了。

老实说,在整个湖南卫视都在拼青春、拼娱乐那几年,我们真心拼不过。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不像人家,还“逆生长”;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往舞台上一站,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耶!你们开心吗?”——绝对拧巴。

眼看着全台都在朝“少儿频道”发展,我们这些“老男人”真心着急。

也曾经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为王》《全家一起上》,这些收视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间的节目。

所以那时的确有些痛苦,经营多年的节目,说没就没了;接下来往哪儿走,都有点茫然,忽然有种“对人生无法交代”的迷失感。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摊派任务,我们也要干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顺便从中找些乐子。

记得在《晚间新闻》时,“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报道“送戏下乡”。选题着实无聊,按常规路数,无非拍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拍拍村口的大标语,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机器一支就跑旁边聊天去了。

我们把镜头反过来,透过舞台拍观众,这下精彩来了。

秃顶的没牙老大爷,肩扛小孙子来看戏,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带着一只小鸭子,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在我们眼里,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

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2009年,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真情》。

到了宁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一个生活着20万人口的地区,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来没见过树,没见过草,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

很多孩子几乎没见过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为了省路费,很少回来。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摔无数个跟头,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这些,心能疼出血来。我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还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给他们上堂课吧。

老师听说“城里来的明星”要讲课,很紧张,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写下几个词,用普通话说:“来,同学们跟我读——小树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们交头接耳,不但不读,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小树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圆地带读。他们还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回老师不紧张了,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用宁夏方言大声读:“小树苗,下雨了。”

孩子们挺起胸脯,用地方话喊:“小树苗,下雨了。”

这位穿着开花的棉大衣、双腿沾满泥巴的乡村教师,此刻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课虽然不行,课外还是有优势的。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气极冷,大家缩成一团,紧紧靠在一起取暖。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太阳露出了边缘。

我冲孩子们喊:“孩子们,虽然大多数时候,生活总让我们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阳,它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话虽然显得矫情,但道理总是没错。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

“让我们对着太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桥段,孩子们却信以为真。

一个六岁的女孩儿叫马花,向着远方喊:“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奶奶的,你们放心吧!别着急回来!”可是很快又低下头,流着泪小声说:“爸爸妈妈,我还是想你们……”

还有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书包,他说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书包,书本都放在一个“尿素袋子”里。他对着太阳大喊:“我……我想要个新书包!”

孩子们小小的心愿,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永远要美好,永远要真诚。无论大环境提出怎样的要求,节目形式怎样改变,这颗真心,不能变。

每当看到野外那些无人照料的野草,我就会想起这些孩子,也会想起自己。我没有显赫家境,长得不帅,没有天生的幽默机灵,但我生命力还算顽强。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圈,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