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像自己这样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着的人，这辈子不会有太高的追求和造诣，索性给自己编了一条座右铭：“如果人生实在没法拓展长度和宽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琐事多；也体现在工作上，尝试多，转型多，想法多，跟头多。掐指一算，混迹于电视这个行当，也有十五六年了，我始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小人物”，说起来，也没啥惊天动地，都是点点滴滴。
最初的记忆
“小人物”最初的记忆，要从刚进湖南卫视说起。
25岁那年，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怀着很臭的心情，顶着很臭的运气，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叫《晚间新闻》。
谢涤葵，现在《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当时是《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埋单时再说没带钱，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幸好他不记仇，还是很支持我。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被领导批评“心中没有人民群众”。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差点儿把观众吓出心脏病，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师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和兄弟姐妹们一混就是十几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2000年，《晚间新闻》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广告第一，被称为“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朱镕基总理致电湖南省委专门提出表扬，大意是“湖南卫视不错，《晚间新闻》不错，主持《晚间新闻》的小伙子不错”。
因这表扬，台里给我涨了工资，岳父岳母欣然纳我为婿，我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广播学院的教材。蓦然回首，值得嘚瑟。
2006年，在《晚间新闻》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遭遇瓶颈，无奈停播。随后，我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大家一起上》等节目，最忙时每周五六档，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晚间新闻》。
一位大叔，看面相有60多岁，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锐哥，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汗啊！我该多老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爸爸去哪儿》，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见《晚间新闻》和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好看
湖南卫视的节目团队都很有特点。在办公大楼里溜达一圈，不用看门牌，基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低头沉思，有基层干部范儿，一定是《新闻联播》的。穿着时尚前卫又嗨又潮，是《快乐大本营》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忧郁，偏文艺青年气质，是《我是歌手》音乐团队的。浑身乡土气息，每天无忧无虑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团队的了。
老实说，在整个湖南卫视都在拼青春、拼娱乐那几年，我们真心拼不过。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不像人家，还“逆生长”；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往舞台上一站，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耶！你们开心吗？”——绝对拧巴。
眼看着全台都在朝“少儿频道”发展，我们这些“老男人”真心着急。
也曾经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为王》《全家一起上》，这些收视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间的节目。
所以那时的确有些痛苦，经营多年的节目，说没就没了；接下来往哪儿走，都有点茫然，忽然有种“对人生无法交代”的迷失感。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摊派任务，我们也要干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顺便从中找些乐子。
记得在《晚间新闻》时，“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报道“送戏下乡”。选题着实无聊，按常规路数，无非拍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拍拍村口的大标语，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机器一支就跑旁边聊天去了。
我们把镜头反过来，透过舞台拍观众，这下精彩来了。
秃顶的没牙老大爷，肩扛小孙子来看戏，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带着一只小鸭子，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在我们眼里，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
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2009年，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真情》。
到了宁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一个生活着20万人口的地区，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来没见过树，没见过草，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
很多孩子几乎没见过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为了省路费，很少回来。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摔无数个跟头，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这些，心能疼出血来。我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还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给他们上堂课吧。
老师听说“城里来的明星”要讲课，很紧张，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写下几个词，用普通话说：“来，同学们跟我读——小树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们交头接耳，不但不读，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小树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圆地带读。他们还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回老师不紧张了，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用宁夏方言大声读：“小树苗，下雨了。”
孩子们挺起胸脯，用地方话喊：“小树苗，下雨了。”
这位穿着开花的棉大衣、双腿沾满泥巴的乡村教师，此刻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课虽然不行，课外还是有优势的。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气极冷，大家缩成一团，紧紧靠在一起取暖。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太阳露出了边缘。
我冲孩子们喊：“孩子们，虽然大多数时候，生活总让我们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阳，它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话虽然显得矫情，但道理总是没错。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
“让我们对着太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桥段，孩子们却信以为真。
一个六岁的女孩儿叫马花，向着远方喊：“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奶奶的，你们放心吧！别着急回来！”可是很快又低下头，流着泪小声说：“爸爸妈妈，我还是想你们……”
还有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书包，他说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书包，书本都放在一个“尿素袋子”里。他对着太阳大喊：“我……我想要个新书包！”
孩子们小小的心愿，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永远要美好，永远要真诚。无论大环境提出怎样的要求，节目形式怎样改变，这颗真心，不能变。
每当看到野外那些无人照料的野草，我就会想起这些孩子，也会想起自己。我没有显赫家境，长得不帅，没有天生的幽默机灵，但我生命力还算顽强。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圈，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