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舞台，嘴角一弯，表演开始。他因说实话而得名，他因理想主义而得病，他曾被称做“时代病人”。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小崔没病，是时代病了。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厅，崔永元正在录制新一期的《正大综艺》特别节目。他早早地站到台上，为即将开始的节目做着暖场。他一遍一遍地换着花样调动大家情绪，他和全场的小朋友打着招呼，问远处一个胖胖的男孩：“考试考得怎么样？”男孩说：“还好。”他旋即侧过头去，眼睛一眯，说道：“你蒙谁呢？”全场大笑。节目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已经被他带动得兴奋起来。
台上这个手拿话筒、笑里带着坏的男人，不帅，不怪，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挪动视线的魅力。他的表达是温柔的，你肯定没见过崔永元在节目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场面他也四两拨千斤地插科打诨。那些聪明的玩笑、暗藏着机锋，叫人会心。他讲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在一句平缓的、正儿八经的铺垫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转弯和小小的陷阱与高潮。
三个小时的节目，每位演出人员都汗流浃背，只有他，从头忙到尾，却仍旧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也是最会享受的，他的眼里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个小伙子似的。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2012年4月14日，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全力打造的智慧型文化栏目《谢天谢地，你来啦》隆重首播。在《谢天谢地，你来啦》中，身兼数职的崔永元却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华丽大转身。在节目中，小崔不仅是节目主持人、演员，更是剧本的主要创作者，很多经典的场景片段均出自小崔之手，哪里该给“糖”，哪里该给“棒”，小崔总是能让嘉宾演出的时候无比“痛苦”又无比酣畅淋漓。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崔永元，原来小崔也可以“娱乐”。
过了2012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翻开了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自己的人生抉择，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未开口向别人借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筹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已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把这些浪漫用来反抗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崔永元：一个站在台上，口吐莲花；另一个在台下，四处奔走。和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现有的模样。他想象中的一切本应更好。所以，他挣扎、反抗，但他从不振臂高呼，也没当过意见领袖。他只是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在2012年年初，他拒绝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慈善年会，同一天晚上，他赶赴到皮村的“小剧场”里，为当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节晚会。整场演出的预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没有红地毯，没有灯光闪烁，也没有万众瞩目，崔永元用行动发出了一个疑问，慈善需要那些吗？所以，他默默地用行动完成了一次回击，亮明态度：慈善不是万人礼堂里的领导颁奖，是真切的关心，是和他们在一起。
6年前，80后开始走出校园，整个社会的节奏骤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却召集了21个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重走长征路。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他费尽心思，想让人们了解得多一点，思考得多一点。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发出抵抗，不为无良商家代言，不为收视率折腰。
幸而他一次次从沮丧绝望中挺了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继续着奋斗，面对采访时，他说：“我的确没改变世界，可是世界也没改变我，我们扯平了。”
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因此，他心里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电影；另一个是英雄。为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里光是电影放映机就存了140多台，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收存者。拍《电影传奇》，时至今日，时长已超过2000小时，照片超过10万张。前一段时间，他又举办了一场全国电影比赛，想培养一批新锐导演，送他们去听电影大师的课，资助他们完成梦想。
而说到英雄情结，小崔骨子里有种书生的倔强和一股混不吝的劲头，关键时刻他特别具有大无畏精神，认准了就坚持，能把所有人都拗过去。很小的时候，他曾替哥哥出头，和一帮流氓打了起来，那帮人扬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见连旁边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横，说：“那你们来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们就给我赔礼道歉，反正就这两条腿。”话一出，把对方一伙人呛得面面相觑，最终给他道了歉。
不过当面对的不再是具体某个人时，英雄也会束手无策，也会碰壁。当初，对节目的审查越来越严，不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多，小崔是拗着劲儿在录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越做他心中越荒凉，身体的疲惫能扛，心里的疲惫却始终过不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时候，他说：“天助我。”
2001年，他到日本参观。在NHK电视台，他找工作人员调出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进一步选择——东北——张学良，他选择了一个最早的视频，是张学良的一段演讲。崔永元大为震惊，这种资料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来，他又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墙，墙上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可中国哪会有这样的书店呢？他暗地里较劲，想到我们的历史，见证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时间不多了，他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历史，崔永元的泪水、愤慨和无奈就全出来了，他痛恨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怠慢，他想不通中国人居然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对那些壮丽的往事一无所知，而我们抗战时的敌人却做得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梦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拍那些参与抗战的老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历史。这份浩大的事业，进行到今天，已经采访了数千人，素材有几百万分钟。用影像来展现别人口述的历史，制作成纪录片，而后又集结成书，他说这些东西还证明不了什么，只是一点存证。
他的同事柴静曾问他，做了这么多，现实情况似乎没太大变化，为什么还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诉柴静，现在做事情已经不管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值的。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真让人感动，留下一点点好，再一点点，永不放弃。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英雄主义，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坚硬的世界里，这个温柔的英雄是我们都在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