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比冯友兰年长两岁。虽年齿相若，却一为师一为生。大概因为年纪相仿，两人相称并无所谓先生与学生，而是朋友。自从在北大哲学系结识后，彼此交谊久远，且都成了著名学者，尤其在哲学上均有造诣。两人一度交往频繁，关系甚密，孰料后来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分歧不因性情，不因学术，而因人格。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孔子的大批判、大否定。冯友兰原本是以光大儒学为己任，可运动一开始，便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批尊孔的讲话和论文，百分之百地否定了孔子。对此，梁漱溟先是出乎意料，后是极不以为然。在日记和书信中，梁漱溟激愤地谴责冯友兰，认为他批孔的文章根本不值一读，认为他那些批孔的言论简直一塌糊涂。更让梁漱溟不能接受的是，这位曾经好诵“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密友，竟然谄媚当权者，为迎合时务而卑躬屈膝，成了“御用学者”。
当然，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书生气十足的梁漱溟严于律己，不因外界的压力和变化而改变初衷，但对冯友兰，他却并未强求。只是，冯友兰的“变节”，让梁漱溟失望而痛惜至极。从这以后，二人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这种不相往来的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年。冯友兰90寿辰的时候，设家宴招待亲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当冯友兰之女宗璞女士电话相邀时，梁漱溟在电话那头一再重复“我不去”，且面带愠怒之色。宗璞女士好话说尽，梁漱溟也无动于衷，最后仍是厉声拒绝，还重重地挂了话筒。翌日，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个中缘由。大意是北大旧人只存你我二人，本应会晤，只因冯友兰曾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没有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再称冯友兰为“老朋友”，耻与为友了。冯友兰虽觉受辱，但仍对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于是复函指出梁漱溟“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冯友兰还托女儿随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书。
书到之后，梁漱溟便作了认真阅读。那时的梁漱溟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还因腰痛卧床休息。三四天后，终于将书读完。冯友兰在书中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作了深刻反思，满心忏悔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见冯友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一直耿耿于怀的梁漱溟，态度明显改变。他很快复信过去，表示“甚愿把握面谈”，这一回他又称冯友兰为“芝生老同学”了。不久，在宗璞女士的安排下，梁漱溟和冯友兰在木樨地有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
梁漱溟一向重视交友之道，他认为朋友之间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要有一种原谅的意思，而不是只给一个刺激就算完了。在《朝话》中，梁漱溟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从这一段公案中，我们看到了梁漱溟对冯友兰的不谅与谅，这也正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