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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谅与不谅

梁漱溟比冯友兰年长两岁。虽年齿相若,却一为师一为生。大概因为年纪相仿,两人相称并无所谓先生与学生,而是朋友。自从在北大哲学系结识后,彼此交谊久远,且都成了著名学者,尤其在哲学上均有造诣。两人一度交往频繁,关系甚密,孰料后来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分歧不因性情,不因学术,而因人格。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孔子的大批判、大否定。冯友兰原本是以光大儒学为己任,可运动一开始,便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批尊孔的讲话和论文,百分之百地否定了孔子。对此,梁漱溟先是出乎意料,后是极不以为然。在日记和书信中,梁漱溟激愤地谴责冯友兰,认为他批孔的文章根本不值一读,认为他那些批孔的言论简直一塌糊涂。更让梁漱溟不能接受的是,这位曾经好诵“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密友,竟然谄媚当权者,为迎合时务而卑躬屈膝,成了“御用学者”。

当然,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书生气十足的梁漱溟严于律己,不因外界的压力和变化而改变初衷,但对冯友兰,他却并未强求。只是,冯友兰的“变节”,让梁漱溟失望而痛惜至极。从这以后,二人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这种不相往来的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年。冯友兰90寿辰的时候,设家宴招待亲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当冯友兰之女宗璞女士电话相邀时,梁漱溟在电话那头一再重复“我不去”,且面带愠怒之色。宗璞女士好话说尽,梁漱溟也无动于衷,最后仍是厉声拒绝,还重重地挂了话筒。翌日,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个中缘由。大意是北大旧人只存你我二人,本应会晤,只因冯友兰曾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没有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再称冯友兰为“老朋友”,耻与为友了。冯友兰虽觉受辱,但仍对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于是复函指出梁漱溟“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冯友兰还托女儿随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书。

书到之后,梁漱溟便作了认真阅读。那时的梁漱溟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还因腰痛卧床休息。三四天后,终于将书读完。冯友兰在书中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作了深刻反思,满心忏悔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见冯友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一直耿耿于怀的梁漱溟,态度明显改变。他很快复信过去,表示“甚愿把握面谈”,这一回他又称冯友兰为“芝生老同学”了。不久,在宗璞女士的安排下,梁漱溟和冯友兰在木樨地有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

梁漱溟一向重视交友之道,他认为朋友之间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要有一种原谅的意思,而不是只给一个刺激就算完了。在《朝话》中,梁漱溟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从这一段公案中,我们看到了梁漱溟对冯友兰的不谅与谅,这也正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明证。